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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若林(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紀疫情影響深遠,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面對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以專章形式系統論述了國家安全與總體國家安全觀,并全面闡述了發展與安全的辯證關系,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為高質量發展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塑造穩定的內外環境。在構建新安全格局的背景下,重新認識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及其對我國內部安全與發展的影響,將成為國際安全理論創新的一大現實推動力。
系統性安全風險與理論邊界拓展
由于全球的高度互聯性與風險的高度流動性,各個國家面對的安全環境日趨復雜,安全風險也日益呈現系統性特征。這種系統性一方面表現為隨著風險源不斷增加,國家安全的內涵和外延空前豐富,時空跨度空前寬廣;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各類安全風險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系統方式聯動疊加。這些都為我們正確認識和分析安全環境、預判風險源及其串聯路徑提出了挑戰,也為拓展安全理論邊界提供了可能。
傳統的安全研究在議題上更偏重傳統安全、外部安全,在安全主體上更關注國家,在研究方法上更依賴還原主義的方式,事后尋求因果聯系。但是,這種為應對工業社會時期安全風險特征而生的研究思路,可能會限制我們對全球化、信息化時代安全風險的理解。為此,總體國家安全觀應運而生。總體國家安全觀本質上是系統、整體的安全觀,不僅強調各種安全議題的相互交織、各種安全主體的相互依賴,還特別重視對安全風險的前瞻性研判。
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核心要義,詳細闡述了其“五大要素”的系統辯證關系。在新安全格局下,國際安全理論研究將面臨新的使命和要求,既要關注歷史、完善經典安全理論的機制性論述與實證驗證,也要關注安全風險的新特征,拓展經典安全理論在新時代的空間。
安全風險聯動與理論機制探索
如果說新發展格局強調的是國內大循環與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那么新安全格局則是重點關注在風險地域上統籌國內與國際安全、在風險場域上統籌傳統與非傳統安全的“雙統籌”。而“雙統籌”的關鍵就是要明確安全風險的系統聯動機制,從而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風險。
安全風險的聯動是指各類風險的耦合、疊加、升級,并最終危及國家安全的現象。學界對國家安全風險聯動的研究興趣由來已久,但是研究側重點卻歷經多重變化,從關注安全風險的內外跨空間聯動,到關注傳統安全風險與非傳統安全風險之間的跨問題聯動,再到關注安全風險的多維度聯動。具體來說,現有研究關注的安全風險聯動路徑主要包括超越國家邊界的橫向聯動和自下而上升級的縱向聯動。
安全風險的橫向聯動或內外聯動主要是指國際風險演變為國內風險。這種安全風險產生的路徑主要有兩條。其一,自然外溢的安全風險。國內外學者一開始主要關注傳統安全風險的外溢,包括叛亂、內戰和革命等事件超越邊界的擴散。隨著新安全內涵與安全議題的擴展及出現,越來越多的學者將目光轉向非傳統安全風險的外溢效應,關注難民、環境和公共衛生等危機在全球范圍的擴散及其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與挑戰。其二,人為轉移的安全風險。替罪羊理論以及轉移視線戰爭理論為這種風險的產生提供了解釋機制。具體來說,這類理論認為當面臨國內危機時,國家可能要么歸咎于其他國家,要么發動對外戰爭、挑起對外軍事糾紛,以此來轉移本國民眾的視線。這種做法實質上是將國內危機擴散到其他國家,客觀上造成其他國家的外部安全風險。
安全風險的縱向聯動主要表現為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風險升級為傳統安全領域的風險,公共安全風險上升為政治安全風險等。其中,國際安全研究的一個關注重點是外部力量導致的國家安全風險的縱向聯動,即一國對他國內政的干涉,催化內部安全風險升級。國際干涉可分為隱蔽行動與直接干涉,具體表現形式有支持國內反對勢力、鼓動反動輿論、國際施壓和軍事干涉等。
總的來看,既有國際安全研究對安全風險的聯動機制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學術基礎,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在研究內容上,現有研究仍多側重單一安全風險情境或者單一聯動維度,不能對多種情境或多維度的風險聯動機制進行系統整合,也忽視了風險橫向、縱向的系統聯動。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多使用歷史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仍沿襲還原主義思維來甄別引發風險聯動的相關因素,這就使其無法系統地解析安全風險的聯動耦合關系。最后,在研究目的上,既有研究多關注安全風險的事后因果檢測,較少地將機制應用于預警防治實踐,因而也就無法為如何防范重大安全風險的聯動提出具體切實可行的對策建議。這些都為下一步理論研究提供了發展空間。
內外沖突關聯與理論發展嘗試
沖突和戰爭一直以來就是國際安全領域的核心關切。自冷戰后期內戰研究興起以來,國際安全領域就將研究對象簡單劃分為國際沖突和內戰兩個方向。盡管一些研究已經開始嘗試打破國際沖突研究與內戰研究的壁壘,但是這兩類研究仍保留了相對獨立的研究空間。然而,在高度互聯互通的全球化時代,沖突的爆發及影響完全突破了傳統地域、時空的限制,因此沖突研究也應相應地進一步打破國界與類別的限制。其中,作為連接國際沖突與內戰的特殊國際安全現象,內外沖突關聯值得引發更廣泛的關注。
內外沖突關聯強調國內沖突(危機)與國際沖突(危機)之間的因果關系。當前地區沖突帶來的全球性影響進一步表明,全球化時代的沖突越來越呈現出系統性特征。內外沖突也以一種全新的系統方式串聯,這種系統性特征既體現為沖突直接影響(如戰場結果、范圍和輿論發展)的難以控制,也表現為沖突間接影響(風險串聯)的難以預計,這對傳統國際沖突理論提出了嚴峻的現實挑戰,也放大了人類在理解復雜系統時的認知局限。因此,國際安全研究需要發展新的內外沖突關聯理論,既有利于促進國際沖突與內戰研究的對話,也豐富了內政與外交關聯的理解,更有助于完善新安全格局下對統籌內外安全的學理闡釋。
(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課題“新冠病毒疫情背景下重大安全風險的聯動效應與對策研究”(2021EGJ002)、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資助“防范化解外源性安全風險面臨的挑戰與對策研究”(21PJC076)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