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東升、梁坤（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在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中，美西方國家的應對方式不是治理與改革，而是靠大規模量化寬松渡過難關，讓全球的儲蓄者和消費者承擔了大部分代價。不僅如此，在俄烏沖突爆發之后，美西方國家肆意濫用貨幣金融霸權，動輒實施單邊金融制裁，隨意凍結別國政府和國民的儲蓄財富。這種不負責任的濫權行為，令各國知識界開始討論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方案。

　　貨幣體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影響

　　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的做法開創了一個“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自此以后的國際貨幣體系可以概括出兩大基本特征：一是以少數國家尤其是美國的主權國債作為全球核心儲備資產；二是各國貨幣的價值沒有黃金或者白銀的硬錨，不可兌付，因而各國貨幣的匯率相互浮動。這兩大基本特征，在世界市場體系的中心與外圍之間分別塑造出四種現象：一是外圍國家面臨經濟周期性動蕩的巨大外源風險；二是外圍國家的外匯儲備持續擴大和福利損失；三是美國的天量債務積累和財政赤字；四是美國的貿易赤字和去工業化。以美國的主權貨幣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用美國國債作為全球核心儲備資產，這意味著美國自身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必然外溢到全球，而那些經濟結構和運行周期與美國不一致的經濟體則大受其害。每次美元加息，總有部分外圍國家會出現嚴重的股匯雙跌和金融危機，根源就在于此。美國前財長康納利說過一句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

　　為了應對這種系統性風險，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積累巨額外匯儲備，從而承受巨大的隱形福利損失。持有外匯儲備的綜合代價極其昂貴，因為外儲所產生的利息收入，遠低于外圍國家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融資成本。這種貨幣體制賦予美國以超額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美國聯邦政府可以不斷地滾動擴大其國債規模而不必像正常國家那樣擔心債務崩盤，可以任由其金融部門在國內國外制造巨大的金融泡沫以獲利。但是長期來看，所有的特權都有其代價，貨幣霸權也不例外。外圍國家不得不積累巨額美國國債作為其外匯儲備，必然意味著美國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愈演愈烈，意味著美國經濟結構中金融壓倒實業，意味著美國本土緩慢但持久的去工業化趨勢，最終導致美國白人藍領階級失落的三十年和美國國內的貧富分化、社會極化與政治分裂。

　　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端

　　要理解國際貨幣體系如何演化成今天這個樣子，必須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凱恩斯與懷特兩大世界經濟治理方案之間的辯論和競爭。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烈消耗之后，凱恩斯所代表的英帝國已然沒有同美國討價還價的實力，因此最終以懷特計劃為主體構造了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由于懷特計劃的內在缺陷（特里芬悖論），這個體系只維持了20多年就面臨擠兌崩盤的危機。1971年尼克松總統“臨時”關閉了黃金窗口，而一關就是半個多世紀。這本質上是美方對全世界實施了一次單邊的制度性硬違約，但作為美帝國的政治和安全附庸的歐洲和日本沒有足夠的政治資本去與之博弈，廣大發展中國家更是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去及時準確地理解這究竟意味著什么。因此，今天的貨幣體系并不具有國際法意義上的合法性。

　　不僅如此，近年的美國正在尋求進一步的軟違約。美國作為全球貨幣的主要輸出方，必然要承擔資本項和經常項下的巨額逆差，否則別國無法獲得美元。因此，中國積極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對當前貨幣體系進行改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際經濟活動與貨幣金融運行之間是一一對應的映射關系，而前者受制于后者；實體產品和服務生產得再快，其財富量的增長也不如印鈔快。繼續停留在美元體系中，那么中國的競爭對手就不是美國的3.2億人，而是包括中國自身的14億人在內的全世界80億人。唯有將美國借助美元體系動員全球資源的“超額特權”廢除掉，中美雙方才能展開公平的競爭，而且關鍵點就在于改革當前的國際貨幣制度。

　　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路徑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其實就是回到凱恩斯的大思路，設立國際性儲備貨幣（班柯）及其發行機構世界央行，并讓它為全球服務而不是為個別國家服務。當然，基于國際政治經濟的新格局和新技術條件，今天的我們可以對凱恩斯方案予以適當而必要的改進。

　　首先，全球貨幣體系應該重回硬錨。無論這個國際貨幣叫作特別提款權或者班柯，還是在美西方拒絕合作的情況下稱為“金磚幣”或者“上合幣”，它的購買力都應該錨住一籃子商品的加權平均價。隨后，將一籃子商品標準化、將其價格指數化并保證基于它們的票據的可兌付性，這種國際貨幣就可以相當準確地顯示出實體經濟的技術進步和消費活動。再用數字技術來賦能，則既可以更加精準地調控和統計實體經濟活動，也可以幫助各國更加有效地降低收稅成本。更重要的是，它能幫助世界貨幣體系重拾“硬錨”，為美西方國家重新建立財政硬約束。

　　其次，相比歷史上的金本位和現行的美元體系，新貨幣體系或能更好地響應實體經濟對貨幣的需求。金本位和美元體系的共同缺陷，都在于世界基礎貨幣的新增供給與世界實體經濟的需求無關。金本位制度下的基礎貨幣總供給僅僅與當年的黃金開采量有關，而美元體系下的基礎貨幣的供給主要與美歐自身的財政需求有關。上述新設計則能保證貨幣供給量真正與世界實體經濟的需求緊密掛鉤。

　　最后，鑄幣稅應該由全球共享而并非讓美國獨占。基礎貨幣發行量必然伴隨著全球的技術進步和經濟活動而長期擴張，其擴張方式就是由新設的世界央行買入各國的國債或者政策性金融債，并把利息收入定期返還給各國財政部。世界央行每年買入一國更多的國債或者政策性金融債，不收利息，這其實就鑄幣稅的共享機制，類似于有的單位公共食堂每年給單位職工分紅發福利是一個道理，取之于民還之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