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小君（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高質量發展是黨對于我國當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階段的科學判斷，也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一個全新的命題。黨的十九大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3月5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他所在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皆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實踐運用。

　　一

　　在世界經濟史上，許多國家出現過高速經濟增長，但一般都不超過10年。而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被稱為“中國奇跡”。按照西方經濟學邏輯，經濟增長需要具備良好的初始條件，包括強大的綜合國力、完善的基礎設施、充足的資源等。中國卻在當時并不具備經濟高速發展的條件下取得了快速發展，因此一些研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僅僅依靠資本和勞動投入驅動，而沒有得到生產率提高的支撐，所以這種奇跡只是粗放式的“數量型增長”。

　　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是，快速增長大多出現“經濟起飛”階段。國家現代文明發展過程中，存在這樣一個發展規律，即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為了迅速擺脫貧窮落后的局面，往往需要追求一定程度的高速增長來實現經濟起飛。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波特把國家經濟發展分為要素導向、投資導向、創新導向和富裕導向四個階段。在發展程度較低時，選擇要素導向和投資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在發展程度達到一定高度時，就會選擇創新導向的高質量發展方式。中國經濟增長符合從量變到質變、再到新的量變和質變的經濟演進的一般規律。在我國高速增長階段，經濟發展更多表現為“規模擴張”和“要素驅動”。在“經濟起飛”階段，中國具有人口紅利，在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推進過程中，生產要素由生產率較低的農業部門向生產率較高的工業部門轉移。《經濟增長導論》中提到，“如果經濟基礎因素的改革把經濟體中的激勵機制從鼓勵轉移轉向鼓勵生產性活動，就可以起到鼓勵投資、技能積累、技術轉變和更有效地利用這些投資的有效使用。”中國在不斷吸收來自農業部門的大規模勞動力的同時，釋放出被傳統體制壓抑的生產力，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推動了經濟超常持續增長態勢。

　　隨著中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已達到極限，依靠高投資驅動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積累了大量結構性、體制性的矛盾，質量問題就凸顯出來，如資源和環境瓶頸的制約越來越突出；要素投入的邊際效應遞減；人口紅利衰竭；相當數量的資金、土地、勞動力資源沉淀在嚴重過剩產能、高污染產業中等，這些負外部性使經濟增長缺乏可持續性。

　　二

　　高質量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順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為了實現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長期可持續性，必須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要由數量追趕轉向質量發展轉型。與數量型增長階段相比，高質量發展具有全新的特點：

　　主要矛盾的解決方式，從滿足于溫飽轉向人的全面發展。改革開放40余年，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經濟增速是關鍵。現階段，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主要矛盾的變化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已從較低層次的物質文化需求轉向較高層次、較高質量生活的需求，反映了我國進一步發展的主要限制已從落后的生產力轉變為低質量的發展模式，經濟質量是關鍵。因此，必須以質量革命為主線，繼續發展生產力，進一步提高產品的供給能力和質量，努力滿足廣大人民對高品質生活的美好愿景與強烈訴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其本質內涵是一種能夠解決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高質量發展意味著質量第一、效益優先，這與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標不謀而合。

　　資源配置方式，從帕累托改進到帕累托最優。資源配置是運用有限的資源形成一定的資產結構、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以及地區結構。在數量型增長階段，生產要素從低生產率部門到高生產率部門的重新配置，通常導致資本回報和勞動報酬的提高。因此，生產率趨同和提高的這個庫茲涅茨過程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但由于價格機制調節產品和服務的供求分析是基于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做出的，難以擺脫市場失靈困境。在高質量發展階段，顛覆性技術的涌現和應用不僅加速了傳統產業與新技術深度融合，使得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也讓傳統資源配置方式發生變革，要素資源范疇進一步擴大，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和戰略資源，資源配置向帕累托最優演進。

　　國家治理方式，從數量型政策轉向更加強調質量型政策。無論是經濟的高速增長還是高質量發展，其本質特征都應是社會所生產商品的使用價值量的增加。馬克思認為，任何社會形式下的經濟發展都具有一般的物質屬性，經濟增長的實質是社會財富總量的增加，且“不論財富的社會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在實踐中，促進社會財富總量增加的政策體系卻有很大的不同。在數量型增長階段，主要依靠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這些數量型政策，推動經濟的高速增長。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政策體系不僅需要數量型政策，而且更加強調質量型政策。不僅需要短期政策來保增長和保就業，也更加強調通過長期政策來提升質量和效益，在這一政策體系中更加重視人力資本政策、技術創新政策等質量型政策的作用。因此，高質量發展更是質量與數量的統一，需要建立多層次、多維度的國家治理體系。在微觀方面，要堅持市場標準，表現為產品和服務質量的系統化。在宏觀方面，高質量發展要堅持效率標準，以創新為動力積極釋放經濟發展潛能。在中觀方面，要堅持結構標準，體現為靠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來實現速度。

　　對外開放方式，從流動性開放向制度性高水平開放轉型。上一輪開放，是以商品和要素流動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全球化本質特征，主要是通過降低邊界準入門檻以打通國內外市場，使商品及要素在全球市場充分流動并實現最優配置。在新一輪開放中，中國要在思想觀念、體制機制等規則層面深入融合全球化體系，通過“制度性開放”，進一步提高全球經濟治理水平。如果說，通過上一輪的流動性開放，中國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獲得了商品、資本、技術等狹義的經濟要素，那么在新一輪的制度性開放中，中國能夠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獲得規則、管理、標準等廣義的經濟社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