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立彬（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我們知道，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其中“人口規模巨大”是中國式現代化國情特色的第一條。

　　人口規模巨大是中國最重要的國情特征之一。中國多年來一直是全球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擁有14億多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高達18%，有近9億勞動力、超過全球所有發達國家勞動年齡人口總和。因此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每一次跨越，都可以說是全人類的一次重要變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按照現行貧困標準計算，中國7.7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按照世界銀行國際貧困標準，中國減貧人口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70%以上，中國消滅了絕對貧困人口，就為全人類解除貧困問題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速達到9.5%，連續多年為全球經濟增長作出30%以上的貢獻，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立刻使全球范圍內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人口數翻了一番……未來中國實現現代化，也將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壯舉，對于全人類整體生活方式及與之相關的福利水平也將是一次巨大提升。

　　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當然是“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規模巨大”這一典型特征也可以為中國實現現代化帶來優勢，充分認識并更好利用人口規模巨大的優勢，可以緩解“艱巨性和復雜性”。

　　在低收入階段，巨大的人口規模就是一個巨大的低成本勞動力池，對全球范圍內的資本、技術、人力資本、企業家才能等其他國際流動性更強的生產要素形成強大吸引力，吸引他們到中國與低成本勞動力相結合以形成生產能力，帶動中國經濟迅速增長的同時，迅速降低全球生產成本。改革開放之后的近30年中，中國就發揮了這樣的作用，為世界提供了近乎無限供給，規模巨大且高效率的低成本勞動力。但同時，這也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機會，1978-2017年，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高達9.5%，遠超同期約2.9%的世界平均水平。

　　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巨大的人口規模就可以支撐起一個巨大的經濟總量和國內市場。2021年中國人均GNI為1.24萬美元，尚未達到世界銀行的高收入經濟體人均GNI1.27萬美元的門檻，但是經濟總量卻可以達到17.7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而且若按照購買力平價標準計算，中國早在2014年就已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可以發現，中國目前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在“人均收入中等”階段就做到“經濟總量巨大”的經濟體，這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有全球第一的人口規模。而同時具備“人均中等，總量巨大”兩大重要國情特征，使中國以巨大的國內需求成為全球優質要素資源的“引力場”，吸引他們進來開拓中國經濟發展，從而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加速度，彰顯中國經濟巨大“潛力”。中國同時具備高收入經濟體不具備的“潛力”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不具備的“引力”，使全球資源獲取更高要素報酬的同時帶動中國經濟增長并更快實現現代化。

　　另一方面，巨大的人口規模可以幫助中國緩解“分工細化”和“規模經濟”之間的矛盾，加速形成“報酬遞增的分工效應”。對于人口規模小的經濟體，如果分工細化，細化后的分工角色就可能面臨市場規模不足的限制，無法收獲規模經濟效應帶來的收益遞增或成本遞減；若要在國內獲得較大的市場規模，分工就可能很難做到細化，從而也無法收獲“干中學”或“專業化”帶來的“效率提升”及“生產可能性擴張效應”等等。而人口規模巨大的經濟體就更有可能同時收獲“分工細化”和“規模經濟”的好處：即使分工做到很細，那些所謂“小眾”的產品和服務也可以在國內獲得較大的市場規模，市場主體既更可能發揮自己的專長和比較優勢，又可以收獲規模經濟效應帶來的成本下降。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很多新型工種和職業涌現出來，今年9月份完成修訂的新版國家職業分類大典和2015年版大典相比凈增了158個新職業，總職業數達到1639個，都可以看作是分工細化之后的結果。隨著我國人口紅利逐漸向人力資本紅利轉變，以及服務業占經濟總量比重的日益提升，無論是從宏觀層面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還是從微觀層面看市場主體的成長，可能都將更多地依靠發揮人力資本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未來人口規模巨大所帶來的“分工細化與規模經濟相容”的優勢，將變得日益重要。

　　因此，中國應創造條件，更好地利用人口規模巨大的優勢，以更快更好地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一是需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既要挖掘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也要發揮中國經濟已經具備的引力。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我們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在開放的條件之下，中國才能更好地發揮同時具備“潛力”和“引力”兩大重要國情特征的獨特優勢，“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成為全球優勢資源的“引力場”，吸引他們進入中國以開拓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這樣中國也就“以自身發展為世界創造更多機遇”。

　　二是應當不斷降低交易成本，為促進分工細化創造良好條件。這要求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只有降低交易成本，才能支撐人們進行更為細致的勞動分工并相互進行市場交換。

　　首先要從技術應用層面提升社會分工水平。黨的二十大報告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部分中，明確指出要加快建設網絡強國、數字強國，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過去若干年中國數字經濟的增長、以及數字平臺的發展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市場交易效率，也極大地促進了分工：現在在國內的大城市，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從市場上購買到各式各樣的產品與服務，滿足各式各樣的豐富需求，而這多數時候是通過網絡與數字平臺來實現的，充分說明了在網絡與數字技術的賦能之下，社會分工已經相當程度得到細化。下一步，要繼續加強信息、科技、物流等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建設，布局建設新一代超算、云計算、人工智能平臺、寬帶基礎網絡等設施，支撐數字經濟發展，從而減少信息不對稱，提升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要素配置的效率；并促進形成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降低要素配置的交易成本。

　　其次是在制度層面，要深化改革，破除不利于分工的制度因素與安排，更好地破除生產要素跨地域跨部門流動障礙。在這方面，黨的二十大報告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部分，明確提出要“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優化營商環境”。以此為指引，能夠更好地貫通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各環節，打破行業壟斷和地方保護，破除妨礙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讓各種生產要素可以按照要素報酬的高低，高效率地找到最優位置，使得每一個生產要素都能發揮出最大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