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經濟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為中國引領國際經濟規則設計與制度建設奠定了基礎，也開啟了中國經濟外交的第四階段，即新時代的“引領型經濟外交”。未來，中國要進一步通過有針對性的經濟外交，構建更廣泛的經濟伙伴關系網絡，服務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外交大致經過了4個階段的歷史演進。第一階段為20世紀80年代的“接觸型經濟外交”，主要圍繞了解國際經濟體系的基本規則而展開。第二階段是始于1992年的“融入型經濟外交”，中國開始全面學習國際規則并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第三階段是“參與型經濟外交”，以2001年“入世”為轉折點，中國成為國際經濟體系的平等的參與者。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為中國引領國際經濟規則設計與制度建設奠定了基礎，也開啟了中國經濟外交的第四階段，即新時代的“引領型經濟外交”，這一轉變牢固建立在我國經濟外交的實踐探索與理論積淀基礎之上。

　　在新時代，我國在經濟外交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十大方面成就。

　　第一，對東南亞的經濟外交成果豐碩，夯實了我國邁向全球經濟強國的地區基石。2015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了升級版的自貿協定，2019年該協定全面落地，雙方90%以上的稅目產品逐步實現零關稅。中國與東盟的貿易規模由此迅速擴大，中國一直位居東盟第一大貿易國的地位，東盟從2020年開始也超越歐盟和美國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這是中國對外貿易格局的歷史性變化。在金融領域，中國積極參與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與有關國家共同建立了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此外還推動建成了東亞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并在其中發揮引領作用。在基建領域，中國在東南亞重點推進的中老鐵路、雅萬高鐵與中泰鐵路等工程都是我國基建外交的旗艦項目，其中中老鐵路已于2021年年底建成通車，不僅對其他基建項目建設產生了積極示范效應，而且為我國經濟力量在中南半島乃至東南亞的延伸提供極大便利。2015年，中國還推動成立了瀾湄合作機制。

　　第二，大力開展自貿區外交，構建起全方位自由貿易網絡。我國自貿區外交雖然起步較晚，但從2002年與東盟簽署首個自由貿易協定（FTA）至今，已與26個國家簽署了19項FTA，另外還有10項協定正在談判中。十年來，我國的自貿區外交在雙邊與區域同步展開，其中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的簽署生效可謂我國自貿區外交的一次戰略性勝利。RCEP生效使中國與周邊亞太國家的地緣政治經濟合作關系得到實質性強化，有助于對沖諸多壓力。

　　第三，牽頭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我國金融外交取得最重大成功。我國于2015年正式牽頭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并先后吸收了104個成員加入，其中包括英、德、法等傳統發達國家。亞投行的成立是我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在基建融資方面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公共產品的表現，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亞洲開發銀行（ADB）和世界銀行等既有機構融資能力的不足，它是我國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重要舉措。亞投行還是首個完全由我國獨自倡議并付諸實踐的國際機構。該機構總部位于北京，截至目前的歷任行長也由中國人擔任。如果說亞投行的籌建是檢驗我國金融外交動員能力的試金石，那么該機構的最終成立與順利運營，則證明我國在國際金融領域有能力擔任核心引領者。

　　第四，推動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開啟了人民幣向大國貨幣邁進的新征程。長期以來，特別提款權籃子主要由美元、日元、歐元和英鎊4種貨幣構成，2015年，經過我國貨幣外交的艱苦努力，人民幣成為第5種“入籃”貨幣。人民幣在SDR中的權重呈增加趨勢，今年已由10.92%上調至12.28%，這足以證明人民幣國際地位正在穩步上升。

　　第五，促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改革，提升了我國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話語權。IMF和世界銀行是全球金融治理的關鍵平臺，十年來，我國一直致力于推進IMF和世界銀行改革，其中成效較為突出的是份額權改革。經過多年經營與爭取，我國目前在兩大機構成員國的份額權排名中都位列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此外，我國還積極向國際金融機構輸送領導人才。自2011年首位中國籍IMF副總裁走馬上任以來，IMF高層中的中國籍領導人越來越多。

　　第六，建設性地參與二十國集團（G20）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打破了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霸權。2008年金融危機后，G20部長級會議正式升級為首腦會議。中國作為G20的塑造者、創始成員和核心參與方，一直致力于推動G20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在2016年杭州峰會上，中國作為主席國推動G20就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行動計劃。這是國際機制首次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具體化和可操作化。作為金磚機制的主導國之一，近年來，中國先后助推金磚國家開發銀行與金磚應急外匯儲備機制的成立，在2017年廈門峰會期間作為主席國還開創性地提出“金磚+”模式，旨在擴大金磚國家合作的輻射和受益范圍。金磚國家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新的公共產品，并與G20一道對G7制度霸權形成了制衡，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多元、包容、平衡的方向演進。

　　第七，保持戰略定力并采取反制措施，有效扛住了美國對華經貿施壓。在奧巴馬時代，美國政府已試圖通過開展“3T”談判（TPP、TTIP和TISA）對我進行戰略施壓。特朗普上臺之后，美政府退出或中止了“3T”談判，而我推進的RCEP談判則捷報頻傳，這等同于宣告奧巴馬政府對我經貿施壓戰略的失效以及我國反制戰略的成功。此后，特朗普政府對我國發起激烈的關稅戰，開啟了新一輪對華經貿施壓，但并未幫助美方實現削減自華進口規模的意圖。在關稅戰爆發后的兩年內，中美貿易額呈現負增長態勢，但到2021年，兩國貿易額尤其是我對美出口額重新呈現快速上漲趨勢，甚至接近2018年的峰值。

　　第八，推進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及對歐經濟外交，穩固了中歐經濟合作關系。歐洲在中國的經濟外交中占據重要地位，過去十年里長期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對歐經濟外交最突出的成果是完成中歐投資協定的談判。該協定將大大有助于中歐經濟關系提質升級，提升我國對新一代國際經濟規則的引領能力，中歐2021年以來在投資領域已經能夠實現一定的高水平規則協調。

　　第九，深化能源外交，有效保障了我國能源安全。作為“世界工廠”，我國對能源需求持續高企，十年來，我國展開了積極且活躍的能源外交，與多個能源出口國達成協議并開辟了五大能源運輸通道：一是從中亞國家尤其是土庫曼斯坦通往國內的中亞天然氣管道，二是以俄羅斯為起點的中俄油氣管道，三是與緬甸合作修建中緬油氣管道，四是包括中東航線、非洲航線、南美航線等在內的多條海上油氣運輸通道，五是正在考慮修建的中巴（巴基斯坦）油氣管道。

　　第十，主導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基建外交成績斐然。“一帶一路”建設是擴大開放的重大戰略舉措和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是其核心內容。自2013年提出倡議以來，中國已吸引了全球149個國家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并將其建設成為傳播中國經驗與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平臺。近年來，我國的基建外交在面臨巨大競爭壓力的情況下仍然取得了諸多成效。以中歐班列為代表的國際貨運設施，以匈塞鐵路、中老鐵路為代表的高鐵工程，以中緬油氣管道為代表的能源項目等，都是近年來我國基建外交的旗艦或示范性項目。

　　新時代我國經濟外交在多領域、多層次取得突破性成就并引發世界矚目，但當前及未來仍將面臨美國持續加強對我國的戰略圍堵與打壓、世界部分國家對我國崛起仍存疑懼以及新冠疫情延宕反復阻礙線下外交等挑戰。我國日益龐大的市場規模、健全良好的產業生態、先進發達的基建實力與逐漸擴大的人才規模等優勢條件，為我們應對上述挑戰奠定了堅實基礎。未來，中國要進一步通過有針對性的經濟外交，構建更廣泛的經濟伙伴關系網絡，服務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