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迎（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王林越（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

　　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過去一年，我國“傳統產業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加快，新興產業保持良好發展勢頭”，今年要“促進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智慧城市、數字鄉村”。人工智能、5G、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技術高速發展，數字技術與經濟社會深度融合，數字經濟成為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重塑經濟結構、促進產業升級、改變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今年1月，首部針對數字經濟的國家級專項規劃《“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簡稱《規劃》）出臺，對我國數字經濟作出了體系化設計以及整體化布局，“加快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成為《規劃》的八大重點任務之一。數字經濟的本質是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數字化企業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性設施建設，因此企業必須主動擁抱數字化。換而言之，數字化轉型已不是“選擇題”，而是企業適應數字經濟、尋求生存和長遠發展的必然選擇。

　　數字化轉型是建立在數字化轉換、數字化升級的基礎上，進一步觸及企業核心業務，以新建一種商業模式為目的的高層次轉型。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能力就是數字化生存和發展能力，就是為適應快速變化的環境，深化應用新一代數字技術，建立、提升、整合、重構組織的內外部能力，也是賦能業務加速創新轉型，構建競爭合作新優勢，改造提升傳統動能，形成新動能，不斷創造新價值，實現新發展的能力。總的來說，數字化轉型的目的是“價值創新”，轉型的驅動力是“數字技術”，轉型的對象是“業務”，轉型的本質是“變革”。

　　企業探索數字化轉型的積極意義

　　企業數字化轉型有助于促進生產經營模式升級，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數字技術能夠大幅削減成本、提升生產效率、輔助決策，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數字技術在強化交流、數據決策和風險預警等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應用數字技術對企業研發設計、生產加工、銷售服務等一系列業務流程進行轉型和重塑，能夠將數字價值疊加至商業價值，提升企業運營效率，創造規模效益。

　　企業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推動管理模式和理念創新，激發企業發展內生動力。數字化轉型能夠推動企業管理方式和理念的革新，推動傳統經營理念向數據導向、動態控制和智慧管理轉變。在企業管理層面，數字技術能夠推動企業管理模式向扁平化、靈活化、模塊化發展，釋放員工積極性和創新活力，打造高活力、高水平、高素質的創新型團隊。在業務層面，數字技術能夠精準識別、快速反饋、高效決策、動態管理，輔助業務鏈條的重塑和流程創新，為企業的創新發展提供內生動力。

　　企業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提升產業鏈協同水平，推動構建產業數字化生態。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能夠加快與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協同合作，建立供需高效反饋機制，提升產業鏈整體效率和質量。在此基礎上，推動全產業、全主體、全要素數字化升級，構建協同一致、高效聯動、健康有序的產業數字化生態。

　　企業探索數字化轉型的具體途徑

　　自上而下強化數字化思維，提升企業整體“數商”

　　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是一個系統工程，是涉及企業戰略、業務、流程、組織、人才的一場系統變革，需要頂層設計、系統思維、整體推進。認知不一致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第一大阻力，大家對數字化轉型的認識大多基于自身業務領域及業務特點，各有道理又都有局限，轉型變革勢必會影響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需要企業自上而下推動轉型，企業高層要進行基于數字化的認知與思維革命，提出數字化愿景與目標，有可操作的執行方案，明確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流程和步驟，強化全員數字化思維和素養，提升整體“數商”，推動基于數字化的業務流程、組織結構、管理體制、人才機制等全方面、多層次的革新。

　　以業務端切入數字化轉型，強調“業務與技術相結合”

　　企業數字化轉型并不是為了數字化而數字化，其核心目的還是在于創造價值。對于企業而言，價值創造直接體現在業務端，數字轉型實質上是業務的轉型，是在以技術為支點、業務為內核的新一代數字技術驅動下，業務、管理和商業模式的深度變革重構。因此，數字化轉型不是系統和應用簡單從“非數字化”到“數字化”的過程，而是著眼于解決業務問題，需要從業務切入，將數字化技術和工具賦能于業務，用更新的技術和技術化手段，更有效地解決業務問題。

　　當然，打造業務中臺和數據中臺是數字化轉型的“戰略要地”，但這并不是僅僅依靠IT部門或數字化部門就能實現的。業務中臺實現各個職能條線的能力共享是數據中臺通過數據化、算法化協同工作的效果，這是數字化時代的紅利所在。因此，數字化轉型是技術與業務的全面互動，技術賦能業務融合創新。技術是推動業務發展的核心動力，業務是技術創造價值的主要載體，技術與業務共同構成數字經濟下的業務形態。

　　對此，企業一方面需要制定數字化改革清單，對需要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具體環節和內容進行匯總和分析，從技術、人員、管理等多方面厘清責任和任務；另一方面需要繪制企業數字化改革路線圖，從管理和業務兩方面梳理數字化轉型的流程，明確各流程可能存在的難點和問題，應用數字技術引導企業內部變革和商業模式重塑，最終賦能企業價值創造。具體實施方面，需要自下而上推動數字技術與業務的融合發展，加快企業業務鏈條重構。應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加快推進線上營銷、遠程協作、數字化辦公、智慧倉儲和物流、智能決策等數字技術的應用，建立數據收集-反饋-分析-決策的鏈條，為企業經營模式和方向的調整提供決策依據，以業務層面數據技術的應用，推動企業整體運營的數字化水平。

　　從“點-線-面-體”四個維度實現數字化轉型的“賦能-優化-轉型-再造”

　　首先，是以“點”為特征的賦能，通過數字化的技術為產品、設備、團隊進行充分賦能，目的是為了使業務的協同能力進一步提升，以此提高業務的運營效率。如通過物聯網、移動應用等數字技術的使用，油田企業巡井、管道企業巡管、煉化企業外操的勞動強度大幅度降低，人力減少、效率提高，實現了企業和員工雙受益；或是通過對產品的賦能快速提升產品功能、性能，如對冰箱、電視、空調的數字化賦能，提升了用戶體驗，有助于增加產品的附加值。

　　其次，是具有“線”特征的優化，通常針對一個或多個業務流程，利用數字化建模技術進行流程優化，主要目的是實現最優的資源配置能力。通過數字化技術，來優化企業的管理模式、運營模式與產品的服務模式等，從而深度挖掘數據的價值，實現智能化決策，是企業降本增效的利器。優化通常要求較高的數字化水平、大量的數據積累、強大的建模能力和巨大的算力。

　　第三，是具有“面”特征的轉型，通常覆蓋一定范圍的完整業務單元。數字化技術的賦能使業務更容易“服務化”，更容易找到用戶、打開新的市場，讓原來“轉不動”的傳統業務實現輕松轉型。

　　第四，是具有“體”特征的再造。再造是數字化轉型的高級階段，有兩種類型：一是企業內部與數字化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再造，可以是企業內部某一獨立的業務單元如產品銷售板塊，也可以是企業整體，在保留業務本質的前提下揚棄傳統的組織管理架構，有助于充分釋放傳統企業的數字化生產力。二是打破企業邊界，以并購、融合、創新等跨界方式實現企業的商業模式再造，意味著用新的盈利模式補充或替代原有的核心業務。

　　構建敏捷、柔性、協同的組織模式

　　企業數字化的轉型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僅是業務系統的全價值鏈轉型，也是涉及企業戰略、業務、流程、組織、人才的一場深層系統變革，因此可以說數字化轉型一定伴隨著組織轉型。這種組織轉型并不是隨著業務系統進行簡單調整，而是由金字塔組織向平臺型組織轉型。具體來說，就是要從金字塔式的科層結構轉向客戶化、流程化、扁平化、模塊化的網狀結構，管理模式去中介化、去權威化、去中心化。組織變革需要構建三大能力：核心資源集中配置能力、專業賦能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企業因行業、規模、特點不同，組織模式會有不同特征，但敏捷性、靈活性、協同性是共性。在管理機制層面，以數據為導向，建立高效靈活的信息傳遞反饋機制和基于數據的智能決策輔助機制，能夠對存在問題進行迅速定位、高效處理和準確決策，推動企業管理的數字化、高效化和智能化。

　　筑牢企業數字化轉型安全屏障，提升數字化治理能力

　　數字技術在推動企業業務模式轉型、重塑企業生產經營模式、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也可能伴隨一定的風險與挑戰，對企業的信息安全、數據財產安全和經營穩定性等造成威脅。在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時，需要正確把握技術應用的尺度和范圍，充分考慮和防范可能出現的風險挑戰，推進風險可控、監管高效的數字化轉型。同時，企業數字化轉型作為提升社會數字化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轉型過程中應充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協同構筑數字治理環境。企業需要在充分學習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制定明確的數字管理標準，明確算法應用的規則和范圍，建立動態的數字監管流程，避免數字侵權和信息泄露風險。在運營數字平臺時，嚴格遵照管理標準，加強動態監控，及時排查信息風險，防范數字侵害行為。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接入國家數字管理系統或配合數字治理要求，公開數字運營情況，筑牢企業層面的數字安全屏障，為營造安全穩定、風清氣正的數字治理環境貢獻力量。

　　可以看到，“十四五”時期是數字化和數字化轉型大規模推廣階段，企業需要透過數字化轉型的現象看到本質，抓住企業或商業模式中的根本性層面有所作為，從而借力數字化轉型實現企業發展提質增效，為推動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積極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