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光明網《學習時刻|金句》欄目將全方位梳理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及形勢論斷，約請不同領域的權威專家對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進行深度解讀，迎接黨的二十大的勝利召開。

　　本期金句：中國市場這么大，歡迎大家都來看看

　　作者：魏浩（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盧紫薇（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在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會上，習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講中指出，中國市場這么大，歡迎大家都來看看。他強調，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我們將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持續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一個“大”字，充分展現了中國市場的魅力和吸引力，道出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增長重要引擎的實力和底氣，一個“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彰顯了中國更加開放包容的自信姿態。

　　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新冠肺炎疫情疊加沖擊，我國踏上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進入新發展階段。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面對外部環境變化，要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穩定產業鏈供應鏈，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在此背景下，我國要持續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就需要更加重視制度型開放，以高質量的制度型開放引領新一輪的高水平對外開放，讓世界共享中國開放機遇和發展紅利。

　　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底氣何在？

　　一方面，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有待發揮。我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內消費市場，其中中等收入群體逾4億。如此大規模的市場體量，不僅需要國內企業和要素的積極參與，也需要引入國外企業、產品和各類要素。為此，我國自2012年以來不斷推進擴大進口戰略，多次下調甚至取消部分產品進口關稅。目前，我國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1449個稅目平均稅率已降至6.9%，關稅總水平降至7.4%。世界各國企業通過出口高質量產品或輸出技術、資本、勞動力等要素進入中國市場，不僅可以助力我國供給層次和供給質量的持續躍升，也可以分享我國經濟發展紅利，實現互利共贏，促進世界經濟復蘇。

　　另一方面，國內營商環境持續優化。近年來，我國持續進行“放管服”改革，大量推出行之有效的惠企政策并以制度、規章等形式加以固化，以清單形式不斷明確政府行為邊界，規范政府行政行為，從而優化市場營商環境，深入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提升中國市場規則的吸引力和競爭力。我國持續縮減外商來華投資限制措施，2020年我國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已減至33條，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貿港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分別減至30條和27條。《全球營商環境報告2020》顯示，2019年中國營商環境位居全球第31位，其中，執行合同效率處于全球第一梯隊，其中體現司法制度與工作機制的“司法程序質量”指標領先，“保護中小投資者”指標大幅上升，這是我國近年來為優化營商環境所做出的結構性改革和努力的直觀呈現，有助于進一步減少并打消其他國家對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疑慮和不合理指責。

　　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面臨哪些挑戰？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疫情的疊加沖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推進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都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

　　傳統開放優勢正在減弱。以往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基于土地、勞動力等低成本要素紅利發展起來的，但是，伴隨中國綜合國力和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各類要素成本亦不斷增加，資本、勞動、土地等傳統要素邊際報酬逐漸遞減。以勞動成本為例，2002年中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12422元，到2019年中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上漲至90501元，中國低成本要素紅利的傳統開放優勢正在減弱。

　　新型競爭優勢亟待建立。在國際貿易中，產品和服務的知識密集特征日益凸顯。在這樣的背景下，制度質量所決定的交易成本成為一國比較優勢的重要影響因素，以人才、技術、數據為代表的創新型要素對貿易體制的穩定性、可預期性以及由制度環境所決定的交易成本也更為敏感，僅憑降低流動性壁壘、暫時性優惠政策等難以集聚全球高質量要素。因此，發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必須突破傳統思維限制，將開放拓展至國家治理層面，需要政府積極主動在制度層面構筑新的競爭優勢，為對外開放高質量發展賦能。

　　制度規則的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正經歷歷史性變革。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迅速崛起，國際力量對比向更加均衡的方向發展，這進一步引發了中美等國在制度和戰略上的結構性矛盾，美國試圖改變現行的多邊貿易體制，推行更代表發達國家利益的高標準貿易投資規則，約束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經營行為，WTO改革工作屢次停擺。這些變化更深層次暴露出傳統全球治理體系的局限性，并引起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及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治理組織架構、決策機制、權利分配等方面的沖突。這種沖突本質上是新制度供給與既有制度之間的競爭，更是各國之間的全球經濟治理和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的主導權競爭。中國加快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什么是制度型開放？如何以制度型開放引領新一輪更高水平的開放？

　　不同于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制度型開放是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時代的內在要求，它更聚焦于規則和制度層面的改變，致力于形成與國際貿易和投資通行規則相銜接的、規范透明的基本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實都是制度型開放的探索與實踐。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這是我國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標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強調，加快推進制度型開放需要“構建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需要更加重視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邊境內措施的開放。加快推進制度型開放是黨中央對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變化及發展趨勢的深刻把握，是新時代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必然選擇。

　　制度型開放，其目標之一就是在遵守并對接國際通行規則的基礎上，以制度輸入提升本國制度體系先進性，從而依靠制度開放參與國際經貿規則重塑，加強全球治理體系建設，為其他國家制度體系的調整與完善提供經驗，并在這個過程中，以“國內規則國際化”化解規則競爭壓力。“十四五”時期我國加快推動制度型開放，要堅持先破后立的總體思路，關鍵在于促進規則變革、優化制度供給、提高制度質量。

　　第一，更大力度強化國內外規則對接，推進深層次市場化改革。新時代我國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點是服務企業的高質量發展，這就需要更深層次地改革國內體制機制弊病。我國應更加主動對接國際通行規則，更大力度清理國內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規，統籌優化邊境制度設計與邊境內制度設計，并增強二者間的協調性，進一步提高與其他國家尤其是主要發達經濟體經貿規則的相容性，從而以高水平開放深入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公開、公平、穩定、可預期的制度體系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營商環境。

　　第二，積極參與WTO改革，促進國際經貿規則深度調整。WTO改革的實質在于重構國際經貿規則，使之更加適應不斷變化的全球經貿環境，符合各成員方的普遍利益，使全球化更加自由、公平和可持續。目前，完善數字貿易發展的制度框架是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談判的前沿議題，為我國參與WTO改革和國際經貿規則重構提供了重要平臺。我國應首先明確國內數字貿易發展現狀以及與其他數字貿易大國和現有國際數字經濟治理規則的差異，在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的基礎上加快推進制度型開放，秉持協商一致原則，支持和引領各國在WTO框架下開展數字貿易、數據流動安全、電子商務合作、數字知識產權等國際經貿規則談判，尋求廣泛共識，培育世界經濟新的增長極。

　　第三，積極供給國際公共產品，推動完善規則導向的全球治理體系。由于美國仍是世界頭號強國、美元仍是世界第一大貨幣，期待美國主動改變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態度和傳統全球治理體系實現自我修復是不現實的，這就需要有其他國家來引領全球治理體系進行變革。這種變革并非是顛覆現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而是對傳統體系的補充與完善。我國應積極參與全球制度性公共品供給，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國標志性的制度性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嘗試，強調經濟治理的普惠性、包容性和發展導向，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具體呈現。我國可將“一帶一路”倡議作為推進制度型開放的重要平臺，基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共同利益，優先在“一帶一路”框架內推行中國規則體系和治理方案，加強與沿線國家的規則對接與協調，助力其解決市場機制不健全、基礎設施不完備、收入分配不公平等發展問題，增加貿易伙伴國的認可與參與。

　　（海報：王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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