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維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國成就巨大，舉世矚目，可以說這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開放式的、體驗式的中國自信公開課。它面廣，觸及每一個中國人；它強度大，震撼每個敬畏生命者的心靈；它手段新，普通民眾通過移動互聯網等手段，全方位進行中西方對比，極大地增強了國人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它道理直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明顯勝出。它使大多數中國人經歷了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西方制度走下神壇，美國模式魔力殆盡。這也是一種偉大的中國“心勝”，它對于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將具有積極意義。

　　擺脫西方價值觀桎梏

　　我們的“心勝”是中國人“生命至上”理念對西方“商業利益至上”理念的“心勝”，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心勝”。我們發現原來天天高喊人權的西方國家，居然不認同“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我們人民展示出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團結精神，使西方四分五裂的社會相形見絀。我們強調權利與義務的平衡，體現了對他人、對社會、對國家、對世界的高度責任感，使我們能比西方社會更好地應對21世紀人類面臨的諸多挑戰。我們視人類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積極支援其他國家的抗疫行動，與西方主要國家以鄰為壑、嫁禍他人的所作所為形成鮮明的對比。

　　這次抗疫過程中展現出的這些中國價值觀，非常有利于我們擺脫西方價值觀的桎梏，形成我們的價值觀“心勝”，使我們不只是平視西方價值觀，某種意義上甚至是俯視西方的某些價值觀。這不是傲慢，而是實事求是，我們發自內心地認為中國人的這些價值觀比西方的許多價值觀更具人性，更加符合人民的利益，更能夠應對未來世界的挑戰。這些價值觀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它們有中華文明的基因，也包含偉大的現代性，可以推動中國知識體系、話語體系和國際傳播能力跨上一個全新的臺階。

　　國際傳播能力需要文化—思想—知識體系支撐

　　真正做好國際傳播需要一個文化—思想—知識體系的支撐，依靠別人的文化—思想—知識體系，甚至一味追求與之接軌，是無法實現有效傳播的。一些國家在這方面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關注。

　　德國歷史上曾長期被西方主流文明視為野蠻地區，但德國知識界和文化人選擇了建構自己的文化—思想—知識體系以挑戰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盎格魯—撒克遜體系。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通過唯心主義哲學強調精神的力量，批判英國的實證主義，論證國家是理性的最高實現。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將文化界定為精神層面的東西，將文明界定為物質層面的東西，指出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主流文明喪失了真正的文化創造力。歌德和席勒等的文學作品聚焦人的內心和精神追求，與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強調物質性欲望形成對比。德國知識界將德國文化自詡為更高的精神性成就。德國的這種文化—思想—知識體系的建構，雖有自己的缺陷，但深深地影響了德國人的集體心里，使德國主流知識精英迄今保持著一種對英美文化的“心勝”。

　　美國到二戰前還被很多歐洲人視為一個無教養的國家，但隨著美國的崛起，它也開展了文化—思想—知識體系的建構。美國知識界利用歐洲思想傳統和人才資源，將自由主義、程序民主、消費文化等結合在一起，構造起一套自詡為普世價值的文化—思想—知識體系，并極力向外推廣。

　　相比之下，基于哲學社會科學的文化—思想—知識體系仍然是我們的短板。沒有這樣的體系，我們的對外傳播從業人員往往缺少思想和話語的力量，因而也缺少發自內心的自信，這應該是中國國際傳播依然力度不足的主因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責無旁貸，奮發有為，以中國“心勝”的精神，努力建構我們自己的文化—思想—知識體系。

　　建構全面、透徹、強勢的中國話語體系

　　國際傳播能力的提升應該體現在中國自己話語體系的形成，體現在確立中國人自己對中國和世界的主流敘事。我們應該建構全面的、透徹的、強勢的中國話語體系。所謂“全面”指的是我們的話語要能夠解釋中國的成績、經驗和未來，所謂“透徹”就是要把大家關心的各種問題講清楚，所謂“強勢”就是要強勢回應西方話語的挑戰，西方指責中國的話語屬于強勢而又淺薄的話語，我們有必要予以強勢的回擊。

　　我們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官方話語，這對中國確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十分重要。但是僅有官方話語還遠遠不夠，因為西方今天對中國的話語圍剿既是官方話語的圍剿，也是學術話語的圍剿，也是大眾話語和國際話語的圍剿。如果我們僅靠官方話語回應，將難以應對西方話語對中國的全面挑戰。我們必須通過大量的原創性研究，扎扎實實地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逐步建成“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同時在國際傳播過程中打好官方話語、學術話語、大眾話語、國際話語的組合拳。

　　官方話語是中國發展的定海神針，但在西方話語仍暫時處于比較強勢地位的情況下，在中國社會日益開放和新媒體迅速發展的形勢下，我們必須推動學術話語、大眾話語、國際話語齊頭并進地發展。從總體上看，學術話語比較中性，有利于我們與世界各國的知識和政治精英進行溝通，有利于我們從源頭上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大眾話語比較接地氣，有助于民眾接受；國際話語亦十分重要，我們要以外部世界能夠聽得懂的話語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總之，我們要通過中國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構，從根本上動搖西方話語對中國和世界的主流敘事，確立中國人自己對中國和世界的主流敘述。

　　筆者一直進行著這樣的實踐，長期從事中西方制度比較和中國話語的研究，實地考察了100多個國家，參與了大量國際傳播的實踐，包括許多中西方話語的高端對話、交流和交鋒，并以此來檢驗自己的研究成果。實踐證明，中國學人的研究成果可以通過有效傳播產生較強的社會影響和國際影響。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政治與經濟舞臺的中央，我們當自信地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我也相信這將是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大潮，期望越來越多的中國學人加入這一歷史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