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維杰（西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一詞在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上幾乎已經成為新的口頭禪。在拜登及其外交團隊的高官看來，“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一詞已經相當于冷戰時期的“自由世界”一詞，用來劃分敵我。它把美國及其盟友歸于維護秩序一邊，而將中國和俄羅斯歸于破壞秩序的敵對一邊。

　　美國是由其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真正的破壞者

　　“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一詞，拜登政府并未給出明確的定義。如果是美國聲稱的二戰后“美國領導下的自由國際秩序”，則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性政治、經濟、金融、貿易、文化秩序。二戰后的國際秩序的基礎和核心是聯合國，標志是《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成為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無論是冷戰時期的東西對抗和美蘇爭霸，還是冷戰后美國的一超地位和南北分歧，都只是動搖而沒有改變這一基礎和核心。70多年過去了，盡管新的全球性問題層出不窮，國際力量對比發生巨大變化，但聯合國的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仍得到會員國的認可和支持。習近平主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紀念會議上的講話就指出，我們應該堅決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共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事實上，中國既是現有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建設者，同時也是貢獻者。在聯合國安理會中，中國是擁有否決權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也是聯合國會費和維和行動的第二大出資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1年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接近30%，關稅總水平由15.3%大幅降至7.5%以下，遠低于入世承諾的10%；貨物進口額年均增長率超過兩位數，在華設立的外資企業超過100萬家。這些數字說明，中國入世，實現了與世界共贏。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投票權也有所增加，已成為第三大成員國。

　　然而，當下恰恰正是美國在破壞由其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拜登上臺后發布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方針》中，指出了聯合國對維護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但美國對既有國際秩序及其具體制度安排采取的仍是在“美國優先”指導下，基于自身狹隘的國家利益而采取有選擇對待的方式。例如，美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長期、大量拖欠聯合國會費。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制度體系中，美國長期無視廣大發展中國家增加代表性和發言權的合理要求，而在涉及到美國利益時，動輒耍“退群”“入群”等把戲，并將中國視為國際秩序的“破壞者”。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就指出，中國不會對美國的存續構成威脅， “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美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將不得不適應新形勢。在未來的合作競爭中，我們既不應忽視合作，也不應忽視競爭”。

　　國際秩序不能由美西方定義

　　2021年9月21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出席聯合國大會時，強調美國基于盟友和伙伴的外交政策愿景，繼續推動基于維護國際規則的多邊主義外交。但這套概念的核心，還是美西方狹隘利益基礎上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理論上講，國家外交理念中的秩序觀即國家對國際秩序的認識，它“既是國家世界觀的體現，也是國家對理想國際社會的信念”。也就是說，國際秩序觀既包含了國家對現行國際秩序的認知，也蘊含著國家對理想國際秩序的愿景。國際秩序觀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國家在國際秩序中的具體實踐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因此，國際秩序不能僅僅由美國或西方來定義。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講：“國際規則只能由聯合國193個會員國共同制定，不能由個別國家和國家集團來決定；國際規則應該由聯合國193個會員國共同遵守，沒有也不應該有例外。”在2021年11月16日中美元首視頻會晤時，習近平主席再次強調：“中美應該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

　　還需要注意的一個事實是，美國雖然在多個場合講“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但很少提到國際法。幾十年來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和學者恰恰用國際法來概括規范國家行為的書面和非書面規則。正是因為國際法的定義更為清晰，所以拜登政府的外交團隊在僅代表美國發言時很少使用這個詞。如果拜登或布林肯宣布美國維護國際法，批評人士可能會問，這與美國兩黨繼續熱衷制裁的做法是否一致。這些制裁極具懲罰性，以至現任和前任聯合國特別報告員都把它們比作經濟戰。懷疑論者可能會問，為什么美國拒絕簽署或批準幾十個國際條約，其中許多條約得到了絕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包括拜登用來“譴責”中國侵犯南海行為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或者，他們可能會質疑，為什么美國仍然保留一項法律，授權美國總統使用武力來解救被國際刑事法庭起訴的美國人。

　　美國還能做什么“榜樣”？

　　“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實質主要是針對中、俄等國，中俄被扣上“國際秩序破壞者”的帽子。對拜登及其外交團隊而言，俄羅斯只是一個“干擾因素”，而中國則構成特殊的挑戰，是唯一“同時擁有經濟、外交、軍事與科技力量，能夠持續挑戰國際體系的穩定與開放”的國家。拜登認為，應對中國挑戰的最好辦法就是建立美國及其盟友的統一戰線，也就是構建“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民主聯盟”來圍堵中國。拜登的歐洲行以及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在此之前的亞洲日、韓、印之行無不以此為目標。

　　拜登說：“美國已準備不僅以美國力量為榜樣，而且將以榜樣的力量再次領導世界。”人們不僅要問目前美國還能拿出什么榜樣？在2021年1月6日的國會山暴亂后，美國還能自詡為“民主燈塔”嗎？丹麥哥本哈根“民主聯盟基金會”最近在53個國家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人認為，美國對本國民主的威脅比中國或俄羅斯更大。作為全球最富裕、科技最發達、醫療最先進的國家，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做得比大多數國家都糟”。無論是確診數，還是死亡數，都高居世界第一。這樣的治理能力如何讓世界各國效法？

　　中美戰略競爭不僅是實力競爭，也是國際話語權和國際秩序領導權之爭。近年來，隨著中美實力差距縮小，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和國際秩序領導權的能力和信心在增強，而美國在維持國際話語權和國際秩序領導權的能力和信心在減弱，這是以美西方很多精英認為“自由國際主義秩序”已經遭遇到挑戰并將在未來面臨更大危機的原因。今后中美的話語權和秩序領導權之爭將相互交織、相互激蕩。中國堅定地做現行秩序的維護者與改革者，不主張對現行秩序推倒重來、另起爐灶，顯示出中國高超的政治智慧。

　　“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中國方案

　　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并被寫入聯合國大會決議。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倡議不僅致力于增進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更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這意味著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國際秩序領導權的塑造，已經進入了創造性構建的新階段，即以體現中國智慧的新理論、新概念、新表述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以體現中國特色的中國話語權構建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國際秩序領導權。為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多邊主義和國際關系民主化，踐行“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呼吁“文明交流互鑒”的共處之道，積極推動構建新型國家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國際話語權和國際秩序領導權與國際道義通常表現出正相關關系，即遵從國際道義會強化國家話語權和國際秩序領導權，反之則會產生弱化的后果。大國博弈必須以道義為先，否則就會“道不行則名不正、言不順、事難成”。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道義性，就體現在它強調各國在追求本國正當利益時應該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應該促進各國共同發展。中國在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中，必然會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在全球治理領域提出的方案，是出自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基因，它既條理清晰又務實有效，其博大精深絕非拜登政府為鞏固美國霸權提出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語焉不詳、含糊籠統可以比擬。

　　【本文為甘肅省教育廳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甘肅對外交往行為研究”（項目批準號2019A-015）、西北師范大學青年教師科研能力提升計劃項目“中國西北邊疆安全現狀、隱患及對策”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