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探討把握“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豐富內涵，以豐碩理論成果迎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10月30日，由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所、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基金會《理論視野》雜志社、上海大學政黨治理研究中心聯合主辦，光明網理論部、《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雜志提供媒體支持的第三屆“政黨治理·申城論壇”在上海大學舉行。本次論壇以“百年大黨與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為主題，從百年黨史的視角，回顧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分析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鮮明特點，梳理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演進歷程、歷史經驗、發展邏輯、本質特征、世界意義等理論和現實問題，為深入開展相關領域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論壇以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同步進行。上海大學黨委副書記歐陽華、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薛偉江分別致辭。來自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大學、武漢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南京師范大學等單位的100余位專家學者，在線上線下圍繞主題展開深入研討。

　　一、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邏輯起點與歷史生成

　　薛偉江表示，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在探索回答“中國現代化”這一重大命題，把實現現代化作為念茲在茲的歷史宏愿，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造就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和人類文明新形態，從根本上扭轉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深刻影響著世界現代化進程，在人類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也照亮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研究，需要構建“大歷史觀”的研究框架和體系，運用“長遠史觀”“整體史觀”“規律史觀”“世界史觀”等四觀來把握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形成發展、完整內涵、內在機理以及世界意義。中共中央黨校原校務委員、一級教授韓慶祥認為，從“長遠史觀”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形成發展根植于獨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五大文明協調發展的這三項歷史進程；從“整體史觀”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內涵聚焦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一核心要義；從“規律史觀”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實踐邏輯內生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把“以人為本”轉化為“人民至上”，把中華文明中的“世界大同”轉化為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世界史觀”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世界意義在于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文化領導力”對黨的領導具有導向、制約和引領的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百年來的艱苦探索，鍛造了自身強大的文化領導力。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成員、二級巡視員陳麟輝研究員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力以中華優秀文化為厚重底蘊，堅持守正創新，通過強化意識形態領導權，把穩黨的前途命運、國家長治久安以及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要將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精神作為文化領導力的紅色基因傳承賡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文明互鑒中提升中國共產黨的跨文化領導力。

　　“中國道路”的探索和歷史闡釋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直接動力、核心體現和原創性成果。中國人民大學黨史黨建研究院院長楊鳳城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新中國成立后對中國建設之路的探索以及改革開放后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都集中體現了繼承基礎上的創新、引進綜合基礎上的創新和原始性創新，這都是“中國特色”的鮮明特征。“中國道路”是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連在一起的，是堅持發展和拓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立足點、出發點，也是動力所在。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研究要以歷史的視角，追根溯源。中國社科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朱繼東研究員結合毛澤東經典著作《論十大關系》，認為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步探索時期，就提出了相應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并帶領全國人民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在用好“統一戰線”法寶的過程中，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過程中，積累了“工業農業相互協調的，多個方面共同齊頭并進”的中國式現代化工業道路的豐富經驗。

　　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邏輯演進與賡續發展

　　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有效治理是發揮領導作用的基礎和前提，作為典型的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通過自我革命、凝聚合力、深化認識等三個方面，持續推動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所所長李海青教授提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自我革命以政治建設為統領，持續強力反腐，以領導干部為關鍵，以堅定理想信念為根基，以增強執政本領為緊要，保障了擔負現代化建設使命的能力之需；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努力奮斗，合理劃分了中央、地方、基層的責權利，保障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踐行、新藍圖實現的偉力之源；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以及對社會建設規律的認識，保障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建設使命如期實現的基礎之根。

　　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需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需要政黨、國家、社會的同頻共振，實現政黨理政和社會治理協同推進。復旦大學黨建研究院院長、黨內法規研究中心主任劉紅凜認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路徑，應站在“政黨-國家-社會同頻共振”的角度進行多維分析，從“大歷史觀”中，把握“現代化”內涵不斷豐富發展變化的過程，注重發掘內涵發展背后的問題意識導向，厘清現代化建設中一步步推進、一步步解決矛盾問題的過程；也要從“大黨建觀”中，站在黨的領導、黨的建設與現代化建設相輔相成的高度，抓好黨建的效率、質量以及系統的全面性等問題，克服各級黨員干部中存在的“本領恐慌”，提升黨的領導能力、執政能力、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

　　引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需要在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組織建設上，推進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切實全面貫徹，筑造永葆青春活力、朝氣蓬勃、堅不可摧、穩如磐石的大黨組織特性。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科研處處長周敬青教授從組織建設的角度，提出應當通過思想“鑄魂”、組織“造形”、隊伍“支撐”、制度“發力”四個維度提升踐行貫徹“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的自覺。要鑄就組織之“魂”，建設堅守初心的使命型政黨；純潔組織之“身”，建設勇于自我革命的先鋒型政黨；提升組織之“能”，建設政治過硬本領高強的學習型政黨，確保中國共產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和中國人民的主心骨。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程蘊涵了革命邏輯、現代化邏輯和民族復興的邏輯等三重邏輯結構，構成了中國從“站、富、強”三個模式的特征階段。復旦大學特聘教授、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專職研究員賀東航認為，在“站”的主導邏輯中，革命邏輯引導了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現代化邏輯引導了把我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形成了“四個現代化”的發展規劃。在“富”的主導邏輯中，現代化邏輯引導中國終結了“政治掛帥”，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在“強”的主導邏輯中，革命邏輯、現代化邏輯、民族復興邏輯三者共同引導提出“五個現代化”。

　　三、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鮮明特征與價值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離不開偉大建黨精神的指引。教育部高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黨史黨建研究院院長王炳林教授提出，弘揚偉大建黨精神，需要加強黨的政治建設，落實“對黨忠誠”，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這是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對強化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建設的理論意義；弘揚建黨精神，需要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是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強化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建設的歷史意義；弘揚偉大建黨精神，需要增強抵御風險能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準備長期的斗爭，增強斗爭的本領和意識，這是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強化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建設的現實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重要的一環在于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建立以后，在領導革命、領導建設、領導改革的過程中，保持了高度的思想自覺，形成了鮮明的特質。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齊衛平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治理具備六點鮮明特質：一是具有領導執政的權威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重要的特點就是領導權與執政權要高度統一；二是人民至上的理念，中國共產黨將一切國家治理的活動都落實在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利益這個奮斗點上；三是合理主動的制度，我們黨的制度最大的特點是形成體系、形成合力；四是一致的協同，我們的國家治理兼顧各種社會利益群體，通過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進行利益協同；五是資源整合的體制，全國范圍的資源整合形成了極其重要的保障力量；六是政治參與的民主，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踐在國家治理實踐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進入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新”包含了特別的意義，有了豐富的時代特點。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永貴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開辟的新道路；是按照新發展理念推動新道路，構建新發展格局才能打造現代化建設的新發展優勢；是以人民為中心理念，人民的幸福生活實現，應該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重要目標；是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實現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根本方向、也是新百年征程開啟的主要矛盾；是完全超越西方的現代化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那一代領導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立足新中國客觀實際，不斷總結歷史經驗、認識客觀規律、制定符合客觀規律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對國家治理現代化進行了建設性探索和嘗試，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開辟積累了豐厚的經驗基礎。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丁俊萍認為，在現階段探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特征以及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發展等問題時，應當重溫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初期這樣的特殊時段調查研究、掌握規律、探索經驗、善于總結的思想智慧，為當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建設提供啟示經驗。

　　黨領導下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離不開黨內法規制度的有力保障。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黨內法規研究中心主任王建芹教授在詳細分析了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百年歷程的基礎上，指出“黨規之治”是“中國之治”的一個獨特治理密碼。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不僅在于對“新”的解讀，對“中國式”的辨析同樣需要深入把握。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高立偉教授以“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式’之谫論”為題發言，認為應當從五個方面來把握：一是本質確定性，中國走的現代化道路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的現代化，這是理解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前提和根本；二是歷史必然性，從“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到“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生動描述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歷史必然性邏輯，使得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實踐存在，與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思維之間的歷史邏輯和歷史必然性最終走向統一；三是理論科學性，中國道路只有靠符合中國實際的“中國式”理論來指導，也只有用中國理論才能闡釋中國實踐，才能形成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四是制度定型性，“中國式”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關鍵在于政黨與國家治理的不斷制度化、體系化和定型化；五是“價值規定性”，中國共產黨有著“以人民為中心”的初心使命和價值立場，這是與世界其他形形色色政黨的根本區別所在。

　　（供稿：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王曉、劉春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