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振（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產業室副主任）

　　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應有之義。“創新驅動”固然重要，更深層次的重要問題是，何以“驅動創新”？創新活動的產生，需要恰當的路徑選擇和有效的制度激勵。能否構建一個有利于創新活力迸發的體制機制，是新時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體現。在創新的路徑選擇上，“以企業為主體”成為當下技術創新體系的重要特征。但實際存在的情況可能是：一些企業缺乏創新壓力，一些有創新壓力的企業缺乏創新能力，一些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又缺乏創新動力，出現了“不想、不能、不愿”創新等多種情況。現象背后必有規律。如何突破現實困境，讓企業真正成為創新主體？ “以企業為主體”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需要厘清約束著企業創新行為決策的關鍵制度變量。

　　企業創新決策依賴準確有效的市場信號

　　為何一些企業“不想創新”？究其原因在于如果企業不需要創新也可獲得高收益，企業創新的壓力和動力就會弱化。而企業不創新也有高收益，很大程度上源于要素投入品本身價格低。在傳統地方競爭體制下，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過程中，容易對資源和要素價格進行競爭性優惠和補貼，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要素價格。微觀機制上看，企業做出創新決策，是依賴市價引導的。價格不僅向微觀企業主體傳遞市場信息，還為其提供生產激勵。被扭曲的要素價格，傳遞給企業扭曲的市場信息，也給企業創新提供了錯誤的行為激勵。

　　以勞動力為例，勞動力價格上漲，倒逼企業優化調整要素投入結構。東南沿海地區的一些企業，之所以做出“機器換人”這一創新升級的轉型決策，勞動力價格上漲傳遞的轉型信號以及提供的創新激勵是關鍵因素所在。若對勞動力價格上漲進行干預，給企業財政補貼以對沖勞動力價格上漲的壓力，企業的轉型升級與創新決策就容易被誤導和扭曲。在政府補貼的政策環境下，要素投入價格呈現人為低價，企業轉型與創新的信號扭曲，創新壓力也隨之減弱。

　　讓企業真正感受到創新壓力，需要不斷推進要素市場制度建設。在我國的市場體系建設中，97%以上的一般商品和服務價格已經可以由市場形成。相比之下，要素市場發育仍然是市場體系建設中的短板和薄弱環節。黨的十九大報告將要素市場化列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兩大重點之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要素市場制度建設，實現要素價格市場決定、流動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出臺了《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這些新舉措，將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企業創新壓力不足的制度性難題。

　　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重在應對不確定性

　　要繼續追問的是，為何許多有創新壓力的企業缺乏創新能力？從創新的經濟本質看，創新是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事件。如果協助企業應對不確定性的市場體制不完善，企業創新能力提升就缺乏政策支撐，這是企業“不能創新”現象的邏輯基礎。

　　美國學者奈特在《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一書中區別了風險和不確定性問題。在他看來，傳統的風險指的是事件發生存在一個概率，不知事件何時發生，但能估計出事件發生的概率。不確定性指的是事件發生沒有先驗概率，即不知何時也不知以多大概率發生特定事件。創新顯然屬于不確定性范疇。

　　他之所以區別風險和不確定性，主要在于應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制度安排和體制機制不同。因為知其發生的概率，解決風險主要是通過將風險集中到一個保險市場中，由保險市場對沖風險，這是財產險、壽命險、重疾險存在的經濟邏輯。可是，一家企業對創新進行巨額投資，創新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且概率未知，保險機制無法解決這類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創新活動，不可能對創新可能存在的失敗進行“保險”。如何應對不確定性？專業化和分散化，是應對不確定性的關鍵。大量專業的投資主體，利用專業化的信息、以高度分散化的投資方式，盡可能分散不確定性。硅谷創新之所以取得成功，其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存在一個鼓勵為“千奇百怪的創新想法”付費的機制，而這種機制恰恰是一個有效的創新型金融體系予以支撐的。

　　從我國來看，創新型金融體系發育遠滯后于創新對金融產品需求。當前，我國的金融體系呈現出典型的銀行主導格局，融資模式以間接融資為主。2018年末，我國間接融資比重在社會融資總規模中的占比高達83%，其中銀行貸款占社會融資比例近70%。銀行貸款的發放準則，主要以企業過去經營形成的業績和資產規模為參照標準，但創新恰恰是面向未來和不確定性。當下許多以“輕資產”為特征的優秀創新型企業，缺乏有形的高值抵押品，而創新創意是無形資產又不容易估價，知識產權的證券化發展尚不足。依靠銀行為主的傳統融資體系支撐這類創新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對創業初期的中小型創新企業來說，傳統的銀行貸款體系往往會實行更為嚴格的貸款審核，創業的融資支持對許多中小企業來說“舉步維艱”。

　　分散創新帶來的不確定性，迫切需要一個功能健全和制度完善的風險資本市場，這是制約我國創新發展的制度性短板。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近年來，我國不斷推動和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幅降低了風險資本市場準入門檻，天使投資基金稅收優惠從試點覆蓋到全國。2019年科創板設立，一改“虧損不可上市”的舊傳統，為市場發現企業未來價值提供了重要平臺。這些關鍵舉措，有助于形成一種有效支撐創新的金融體制。

　　企業創新動力需要激勵相容的制度支撐

　　有創新能力的企業，為何又缺乏創新動力？解釋這個困境，需要準確觀察創新活動的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一般來看，如果創新的社會效益高但是個人收益少，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出現分離，又缺乏相應的制度激勵使得個人收益盡可能接近于社會效益，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就會出現創新動力不足、“不愿創新”現象。

　　事實上，在基礎理論創新和應用型創新領域，均存在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分離的現象，但現象背后的邏輯不同，制度安排也有所差異。基礎理論創新領域的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分離，與基礎理論創新的經濟性質密切相關。基礎理論創新前期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一旦創新成功，行業內有相關知識儲備的專業人員都能迅速識別和復制。因而基礎理論創新，具有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共產品屬性，投資收益不排它。這類創新由于無法阻止他人“搭便車”而存在收費的困難，因此補償投入成本比較困難，不適宜利用市場機制收費。若高額投入長期缺乏合理的補償機制，企業難以“心無旁騖”進行創新，創新激勵就會大大弱化。具有廣泛正外部效應的基礎理論創新，理應“受益者付費”，但由于企業難以利用市場收費，客觀上需要由國家代替廣泛的受益者，以財政支付的方式對其進行補償。

　　為何對那些本可以利用市場機制收費的應用型創新，企業仍缺乏創新動力？應用型創新領域的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分離，普遍與不相容的激勵制度相關，不是企業“不能為”，而在于企業“不愿為”。以應用型創新中的發明創造為例，利用部門單位提供的研發條件完成的發明創造屬職務發明，其激勵規則是由所在部門單位對發明人進行獎勵。在中央企業工資總額管制約束下，獎勵部分人需要以犧牲其他人為代價，由此設計實施獎勵方案遇到制度性障礙；利用國家財政支持的發明創造，不僅所有權不屬于個人，衍生的商業開發權也不歸發明人所有。這類制度條件限制，使得發明者缺乏有效渠道合理分享創新的增值收益，創新動力隨之弱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科技人才發現、培養、激勵機制，健全符合科研規律的科技管理體制和政策體系，改進科技評價體系”，是矯正應用型創新激勵不相容的治本良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把科技創新比作我國發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點燃這個新引擎必不可少的點火系。我們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完善點火系，把創新驅動的新引擎全速發動起來。通過改革積極營造有利于創新的政策體系和制度環境，為企業創新找到一條合適的路徑、提供一套準確的制度激勵，是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的關鍵所在。在高質量發展導向下，迫切需要為活躍企業創新活動提供有效制度驅動：第一，繼續推進要素市場制度建設，加速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傳遞準確市場信號和生產激勵，有助于讓企業感受到真實的創新壓力；第二，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降低風險資本入市門檻，為創新提供適宜的金融體系支撐，有助于培育和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第三，完善創新激勵機制，讓創新主體合理分享科技成果轉化的增值收益，有助于為企業提供創新動力。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適應高質量發展的地方政府競爭機制優化研究（項目批準號：21BJL033）”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