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訊（記者劉夢甜）2021年10月23日，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主辦、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和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承辦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成立大會暨“大變局下的國家安全與治理”學術報告會在京舉辦。國內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余名專家學者和400余名師生與會，并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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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幕式環節，與會嘉賓共同見證了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揭牌儀式。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黨委書記蔣慶哲在致辭中指出，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我們也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中國所面對的國際環境日趨嚴峻復雜，國內環境也在經歷深刻變化。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把統籌發展和安全納入“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突出國家安全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創建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正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重要舉措。

　　在接下來的主旨報告中，中國政治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慎明指出，總體國家安全觀覆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生態、軍事等多個領域，同時涉及到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領域。它首先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群眾史觀，強調只有人民才是世界發展的根本。它將人民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走出一條為人民謀福祉的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同時，國家安全觀又是對傳統國家安全思想的傳承和發揚。它既包含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為貴”等優秀傳統思想，又體現了中華民族反抗侵略的精神。從實踐角度來看，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新時代中國國家安全問題的研究和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有助于我們健全國家安全體系。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夏文斌教授在報告中表示，同某些西方國家單純以自身私利作為行動指南形成鮮明對比，“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推動全球治理進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主張發展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將人民群眾作為歷史活動的主體，關注“重民、安民、順民、富民、利民”。中國尊重每個國家根據國情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不搞價值理念輸出，堅持以實際行動踐行多邊主義，積極推動各國人民實現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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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術報告部分，與會專家圍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涵、總體國家安全觀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形勢下中國國家安全面臨的挑戰與機遇、總體國家安全觀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推動作用、中美關系變化與中國面臨的外部新環境、國家安全學科建設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外交學院院長徐堅研究員指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同新冠疫情相遇疊加，使我國所處的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化。從總體上看，中國所面臨的機遇大于挑戰。但是，我們也要對新冠疫情背景下中美關系的持續變化對中國帶來的挑戰有充分和足夠的認識。總體安全觀要求統籌外部安全與內部安全、國土安全與人民安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以及自身安全與共同安全等的關系，它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內在要求，它體現了對外工作服務于我國政治制度穩定的使命。

　　國際關系學院校長陶堅教授認為，全球格局以及大國博弈和競爭態勢的重大變化，導致了國際經濟競爭中出現“新常態”。中國需要利用這種國際競爭中的“新常態”，全面推進改革、激發創新活力、打造新優勢、進一步提升自身國際競爭力。中國在傳統的增長動能有所減弱的背景下，新的增長動能仍然有待醞釀。這種交接時期又遇到國際競爭壓力的上升，使中國面臨的風險和脆弱性有所增加。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全面提升國際競爭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張樹華教授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冷戰后最危險和復雜的局面。美國霸權的衰落導致其維護自身霸權愿望空前迫切，因而拜登政府把所謂的中美對決擴展到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等領域。同時，它也積極拉攏盟友加大對華政治圍攻，妄圖重演蘇聯解體的老戲。事實上，極力想要恢復全球霸業的美國才是世界和平與穩定的最大威脅。為此，中國要樹立政治自信和價值自信，學術界也不能沉迷于西方的研究范式，而是要勇于跳出美式的話語陷阱，構建具有中國原創性的學術概念和學術體系。

　　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書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徐步研究員認為，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要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十點要求”為核心，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內涵，抓住主要矛盾，提高風險預見能力。在研究中，要突出重點，以點帶面，突出“實”的一面，務實避虛。這是因為國家安全學的“面”很寬，涉及諸多領域。這就要求學者的研究必須有重點，堅持理論聯系實際，避免泛泛而談。

　　總體國家安全觀研究中心秘書長、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袁鵬教授指出，國家安全學研究要圍繞“兩個大局與兩個格局”開展。“兩個大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個格局”則是新發展格局和大安全格局。“兩個大局”是世界觀，它明確指出當今世界上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東升西降，最大的變量則是中國復興。“兩個格局”則是方法論，它強調要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關系。當前，新發展格局已經初具形態，即中國的發展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大安全格局還在構建之中，但是其基本輪廓已經比較清晰了，如在組織機制上設立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思想理論上形成了總體國家安全觀。

　　國防大學國家安全學院副院長唐永勝教授結合中美關系發展新趨勢，探討了國家安全道路和戰略選擇問題。他強調中美之間結構性矛盾的根本變化導致美國的戰略焦慮愈發顯現，加劇了兩國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但是，中美兩國都具有非常強的自主發展潛力和韌性，因此盡管雙方的緊張態勢會持續較長時間，但兩國關系不會失控。對于中國而言，關鍵在于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道路，以破解“國強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為此，中國需要逐步擴展自身戰略空間，堅持戰略集中原則，以集中力量應對來自美國的壓力。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唐士其教授則認為國家安全具有相互性和相對性。相互性表明安全是存在于相互關系當中的，一個國家無法依靠自身來獲得安全。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的一些方法或結論，諸如同盟理論、威懾理論、集體安全理論或平衡理論、相互依賴理論等，可以被運用到國家安全學研究當中。甚至是老子講的“大國以下取小國，小國以下取大國”，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國家安全。相對性則意味著不存在絕對安全，因而追求安全的時候不能讓其他國家感到不安全。但是，過于“相對”也可能導致自身不安全。因此這種“相對”應當到哪種程度，仍然需要進一步開展深入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楊光斌教授從歷史政治學角度解讀了國家安全概念。他指出，中國有五千余年連貫歷史，這是我們研究政治學的寶貴財富。歷史政治學就是要探究重大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的歷史淵源與軌跡。歷史的屬性不一樣，所闡述的理論問題也不一樣。中國人擅長治理，是典型的實踐理性主義者，這也是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自治傳統。中國在國際關系中主張協商，強調以合作共贏為中心的發展和共處，則是根植于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和”的天下觀。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吳志成教授結合中美關系和中國周邊外交環境，分析了新時代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所面臨的風險與挑戰。他指出，全球化在造福人類的同時，逆全球化也在愈演愈烈。在一些西方國家，貿易保守主義不斷升級，政治日趨保守化、民粹主義空前反彈，這些都導致了全球化的減速甚至是停滯。就中國而言，美國和西方國家基于零和思維模式，將中國視為最大的全球戰略競爭對手，對中國進行全方位壓制。在周邊問題上，盡管中國維護周邊安全的能力顯著提高，但少數國家對中國周邊事務的介入與挑釁也使局部沖突的風險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周邊風險。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倪峰教授通過比較特朗普和拜登兩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得出“連續性大于變化”的結論。具體而言，特朗普的上臺標志著美國全面對華戰略競爭的開啟，而拜登延續了這一趨勢。拜登政府將競爭重點從貿易轉向了科技，也更加關注意識形態競爭，注重利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來分化中國，以破壞中國的國內穩定。

　　上海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黃仁偉指出，當前美國國內面臨著社會分裂、種族沖突、聯邦和州的分裂、黨爭、恐怖主義等諸多安全挑戰，由于國內安全問題愈發嚴峻，美國更需要在外面尋找敵人，以此掩蓋內部矛盾。

　　吉林大學行政學院院長張賢明教授從責任與治理關系角度指出，在風險治理過程中，承擔責任的個人和組織也要充分考慮現實條件，以提升組織或個人能力。治理中的多元主體只有在科學的權責框架下各司其職、積極履責、協調行動，才能實現預期目標。風險和責任都同決策相關，責任發揮作用的前提就是某個個體做出的決策。風險治理的全過程負責，就是通過承擔責任減少每一個環節的治理成本，進而實現風險治理演進過程中治理成本的衰減和治理效能的放大。基于責任視角實現有效的風險治理，其核心要義就在于每一個主體在整個風險鏈條中都要積極承擔預防與應對風險的責任，從個體走向聯合，從獨立走向協同，將風險治理視為共同事業。

　　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王穩結合信貸業務，分析了國家風險管理問題。對于國家風險的分析主要是基于波段風險的評估，就是通過對國家的安全情況進行分級來判斷相關國家風險程度，為中國企業和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提供參考。

　　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余麗教授著重探討了網絡空間治理與網絡主權問題。她指出，現實空間中的權力結構在網絡空間中得以保存下來，網絡的發展也同國家實力和國家戰略設計緊密結合在一起，這種國家屬性就導致互聯網成為國家間爭奪權力和利益的空間。因此，安全相對于自由的優先性應當是網絡空間國家安全治理的主要原則。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趙可金教授認為，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求客觀上沒有威脅，主觀上沒有恐懼。當前中國在安全領域面臨兩大歷史性課題：一個是國內層面上，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個是國際層面上，要避免陷入大國競爭的修昔底德陷阱。總體國家安全觀還要力爭解決三大任務：一是要素安全，即總體安全同每一個具體要素都密切相關。二是結構安全，就是要解決結構不平等帶來的安全問題，諸如國內貧富差距和國際上的大國競爭等。三是系統性安全，即要統籌考慮各類安全問題。僅僅用本學科的眼光解釋總體國家安全觀就如同盲人摸象，無法看到國家安全的整體概況。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院長戴長征教授在總結發言中指出，國家安全學本身就是一個交叉學科，涉及到諸多問題領域，因此也需要集合各領域優秀學者智慧。希望通過建立國家安全治理研究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能夠為中國的國家安全學研究貢獻一臂之力，能夠提供更多具有前沿性、交叉性和現實價值的研究成果，為國家培養具有全球視野、大局觀念、戰略思維、政治意識和能力擔當的高級專門人才，為國家安全與發展的戰略決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

　　在23日的開幕式、主旨論壇和學術報告之后，24日還將有眾多學者參與兩場平行論壇，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國家安全學發展建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