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再生（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天津大學基地研究員，天津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秘書長、教授）；李鑫濤（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南開大學中國政府發展聯合研究中心研究員）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加強政治監督，強化對公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為落實這一要求，我們要深刻認識反腐敗工作的政治屬性，強化政治監督，保障制度執行，追付腐敗政治成本，推進新時代反腐敗工作高質量發展。

　　一、厘清腐敗政治成本的內涵及其治理意義

　　腐敗是腐敗分子通過支付一定的經濟、政治、社會以及心理成本，濫用職權謀取私人不正當利益的頹廢墮落行為，其作為廣泛存在于國際社會的一大痼疾，產生的毒副作用極大，根治非常困難。腐敗分子在利用公共權力獲益的同時，都要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面臨一定的風險和壓力，造成巨大的損失和代價。因此，腐敗成本是腐敗分子為其腐敗行為及后果消耗與付出的資源和代價的總和，主要包括經濟成本、政治成本、社會成本、心理成本等等。故有學者認為腐敗成本是腐敗主體為其腐敗行為及產生后果所付出的有形代價（金錢、行政官職等）和無形代價（精神壓力、心理負擔等）的總和，是直接成本、機會成本和受罰成本的統一。

　　一般而言，腐敗成本越低，腐敗分子實施腐敗行為的動機越大，腐敗獲益程度就越高。從微觀和個體的角度看，這種腐敗成本的分析思路和方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通過對腐敗問題的深入研究，我們發現腐敗行為多具有宏觀性、公共性和長期性，是典型的政治問題，因此需要高度重視腐敗行為的宏觀政治成本和政治后果。

　　基于以往的研究，腐敗政治成本可界定為腐敗分子為其腐敗行為及后果所耗費與付出的政治資源及由腐敗行為引發的需由社會、組織或他人承擔的政治代價的總和。它既包括腐敗分子為達到個人貪腐目的，違規違紀、貪贓枉法所受到的處罰與榮譽受損等微觀政治成本，又包括由腐敗行為引發的一系列由社會、組織或他人承擔的政治代價，可稱之為腐敗宏觀政治成本。

　　目前國內對腐敗宏觀政治成本的研究尚少。總體看來，腐敗宏觀政治成本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少數貪腐分子法治意識、規則意識淡漠，有法不依、有規不循，易造成社會失范，讓制度性資源流失、制度優勢難以體現，引發制度性政治成本。二是干部選任過程中“用人失察，帶病提拔”“任人唯親”“買官賣官”等現象造成結構性人才斷層，貪腐分子、“賣官者”以及部分“買官者”可能受到處理，但相關人員的替代成本、機會成本以及由此對黨和國家事業造成的損失不可估量、難以補償，引發組織性政治成本。三是腐敗行為多發、群發的地區往往“碼頭文化”“圈子文化”盛行，部分領導干部理想信念喪失，破壞了當地政治生態，而政治生態一旦遭到破壞，修復難度大、修復時間長，必然給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造成持續性不良影響和嚴重后果，引發意識形態性政治成本。四是一些地區部門行業內潛規則盛行，一些腐敗分子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國家的社會動員和組織能力，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與公信力，引發群眾基礎性政治成本。

　　二、把握腐敗宏觀政治成本的生成邏輯

　　由于腐敗問題具有多樣性、復雜性和共生性等特征，因此腐敗宏觀政治成本也呈現出宏觀性、復雜性和隱蔽性，治理難度較大。

　　制度性政治成本的生成邏輯。制度是國家治理的基本工具，在治理過程中黨和國家會使用相關政策體系等各種制度資源來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精準的、合理的政策體系和制度體系，能有效優化治理效果，促進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在腐敗行為發生時，制度性政治成本會因腐敗分子采取的多種路徑產生，代表性的有三種：一是利用自身的制度制定權并通過制度實施為個人或集團謀求利益，從而引發嚴重的群體對立和社會后果；二是利用自身的自由裁量權選擇性執行制度，變通行政權力，優親厚友、損公肥私，損害群眾利益；三是無視決策規定、簡化決策程序，增加政策執行的主觀隨意性，謀取資源和利益。

　　當這種腐敗行為發生時，制度性資源難以發揮功效并大量流失，導致制度的有效性、權威性和公信力下降，腐敗分子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非法利益，嚴重破壞社會公平正義和公共秩序。同時，這種腐敗行為會破壞地方相關公共部門和社會領域的法治，阻礙地方政策落地和制度執行，由此產生的政治資源損失最終由黨和國家承擔，從而造成整體性制度資源流失，也給各種制度設計和反腐敗治理制度體系的完善帶來難度。

　　組織性政治成本的生成邏輯。組織性腐敗行為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組織內各種類型的用人腐敗，使部分公職人員“德”不配位、“能”不配位，無法做到依法行政和廉潔自律，并容易形成腐敗同盟。二是一些黨員干部因循守舊、失職瀆職，造成組織渙散、組織功能弱化，不利于增強黨組織的戰斗力凝聚力。三是一些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善做“油滑官”，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面對工作“騰挪閃繞避”，把責任層層下壓，或打著“保護干部”和“發展穩定”的幌子，對一些腐敗案件能捂則捂、能拖則拖。

　　當組織中發生這些腐敗行為時，就會產生組織性政治成本，其表現主要有三種：一是貪官庸官阻礙地區和部門的發展，而發展往往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不利于經濟社會發展。二是庸人當道、良將閑置，阻礙優秀人才發揮應有的作用。三是腐敗官員的替代成本較高，會造成更多的經濟社會成本。一名合格的黨政領導干部是組織多年培養的結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腐敗官員一旦被查處或不正常替代，不僅影響正常的工作安排和進度，也會造成人力資本投資的浪費。

　　意識形態性政治成本的生成邏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內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從根源上說都是思想上的問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因此，黨和政府會利用多種途徑和方式對公職人員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教育和引導，以提升其履職盡責、拒腐防變的意識。腐敗分子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問題，大致有三個方面：一是理想信念缺失，宗旨意識、服務意識不足，言行舉止與黨所號召的、上級要求的、人民期待的差距甚大。二是堅持個人中心主義，排斥集體主義原則，腐化墮落、追求享樂，庸政懶政怠政，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用作損公肥私、與民爭利。三是僵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造成黨員干部的價值觀錯亂和理想信念不堅定。

　　群眾基礎性政治成本的生成邏輯。腐敗行為嚴重背離黨的群眾路線這一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引發群眾基礎性政治成本，并對黨的執政基礎造成損害。腐敗行為造成的群眾基礎性政治成本主要表現為對群眾的政治認知和政治態度產生的負面影響，降低人民群眾對黨的執政理念和實踐的政治認同度，對黨的執政的合法性產生質疑；降低黨和政府的社會組織動員能力；腐敗官員在群眾面前擺架子耍威風、講排場比闊氣，假公濟私、執法不公，給身邊群眾帶來直接困擾和傷害。

　　三、加快構建腐敗宏觀政治成本的追付路徑

　　治理腐敗，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應堅持精準施策，通過持續深化改革和凈化政治生態，追付腐敗宏觀政治成本，根治誘發腐敗的“毒素”。

　　強化政治生態分析研判和檢查考核，壓實黨內政治生態建設責任。要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依法依規依紀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決捍衛黨章、準則、條例等黨內法規的權威，構建凈化政治生態長效機制。同時，要完善黨務、政務、司法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建立權力運行可查詢、可追溯的反饋機制，用好政治表現紀實檔案，形成科學決策、依法決策、民主決策，執法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機制，堅決懲治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

　　完善黨領導下的監督制度和監督體系，降低腐敗的制度性政治成本。要深化監察體制改革，完善上下級反腐敗治理協同機制，加強雙向溝通機制與渠道建設。健全法規體系，完善同級跨部門間的反腐敗治理協同機制，全面推進黨領導下的紀檢監察體制改革，推動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樹立腐敗宏觀政治成本意識，將其內化到相關反腐敗治理的組織結構、法律制度、治理模式、運行機制和具體舉措之中，加大紀檢監察機關的監察和執紀力度，提升其自我約束力，形成反腐敗治理工作的價值引領體系和意識形態體系。

　　提升公職人員的治理能力、專業素養、防腐拒變能力，弱化腐敗的組織性政治成本。可通過知識講座、學習沙龍、部門交流等方式，加強公職人員反腐敗法律制度培訓和業務技能提升；完善公職人員崗位交流制度及容錯糾錯機制，正確把握公職人員在工作中出現錯誤的性質和影響，穩妥推動被問責和受處分影響期滿、符合有關條件的公職人員被合理使用；注重反腐敗工作中高端人才的引入，聘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對治理腐敗的前沿性、專業性、理性問題進行探討，減少因施政不當而造成的組織性政治成本。

　　優化廉政風險防控機制和輿情治理機制，嚴格控制腐敗的意識形態性政治成本。拓展和延伸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査辦案件的廣度和深度，鼓勵其樹立法治意識、程序意識、證據意識，強化其自我監督、自我約束，使其能嚴格按照權限、規則、程序開展工作。健全反腐倡廉網絡舉報和受理機制、建立網絡信息收集和處置機制，完善正向激勵機制，積極引導反腐輿論向著健康、和諧、積極、客觀的方向發展。借力大數據、物聯網、智能化等新技術，加強輿情的跟蹤、反饋和研判，實現對網絡輿情信息的及時采集、分析、監控與引導，將監督的關口前移，斬斷“圍獵”和被“圍獵”的利益鏈條。對各地政治生態進行定期“體檢”，嚴格控制腐敗的意識形態性政治成本。

　　積極建立腐敗治理官民互信機制，減少群眾基礎性政治成本。充分利用新媒體平臺，及時發布反腐敗一手信息，拓寬信訪舉報渠道，及時回應公眾信息需求，并提高政府信息服務的專業性，積極營造良好的反腐敗信用環境，進而在持續提升反腐敗治理效能的基礎上，切實為基層減負。此外，還應對散布虛假消息的媒體、組織、個人等及時進行查處，避免對不明真相的公眾造成誤導。重視反腐敗工作中的公共利益和公眾訴求，保護民心資源，形成政府、輿論與公眾共同反腐的強大合力。

　　【本文為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2020M67063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6BGL138）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