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 陸銘

　　一段時間以來，南北經濟發展差距引起熱烈討論。“北方失守”“中國迎來大南方時代”的聲音層出不窮。那么，南北經濟發展差距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國區域經濟出現“分化”究竟有怎樣的背景？研究發現，南北差距事實上被夸大了。所謂的南北差距，不過是沿長江和沿海的航運能力帶來的。如2020年前三季度，進入到GDP總量排名前十名單的9個南方城市中，大多都是沿長江城市和珠江口城市。但如果將前十名單中的沿長江城市和珠江口城市去掉，或者再把臨近上海的杭州和蘇州也去掉，就能很容易發現，南北差距并沒有那么大。

　　南北差距形成是自然及人文兩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開放的格局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即深度加入全球化。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就是國際貿易，而國際貿易的主流方式是海運配合內河航運。這是地理及技術兩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地理方面，中國與北美、南美、日韓以及有些東南亞國家等大多沒有陸上運輸線；在技術方面，海運運輸成本往往遠低于陸上運輸成本。在中國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所謂的“南北經濟發展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說不過是南方城市沿長江和沿海的航運能力帶來的。在大船時代，長江是中國唯一一條能夠走大船的河流。珠江流域也僅僅珠江口幾個城市能夠借助航運條件發展出口導向的制造業。在北方，有些海港冬天結冰，不結冰的港口又缺乏內河航運配合，局限了制造業的腹地。

　　一個地方距離沿海大港口的遠近，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這個地方的經濟發展程度。就實際情況來看，離大港口越遠的城市，其GDP規模往往就越小。而就到沿海大港口的距離這一個變量，對中國城市之間GDP規模的解釋力超過所有其他因素的總和，而這還是在國家大力扶持中西部和東北發展的情況下。

　　在改革開放之前相對封閉的計劃經濟時期，東北和華北擁有中國最強大的制造業，那時海港條件對于區域經濟發展并不像改革開放之后那么重要。在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區域經濟格局經歷了巨大的調整。東南沿江沿海地區更加適合發展出口導向型的制造業，一些大城市有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優勢，由此形成了新的區域發展格局。

　　當然，在看到南北方自然條件差異的同時，客觀來講，在人文方面，市場化的水平、對于私有產權的保護、營商環境等方面南方也比北方更好一些，改革的腳步也比北方更快一些。東北、華北的一些地方曾經是計劃經濟時期借助于國家的力量發展起來的，在很大程度上遺留了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的強干預，市場規則和市場意識相對不強。這些問題一方面要通過深化改革去解決；另外一方面，可以通過地方政府人員的流動，加快進行改革。近年來，不少南方省份的干部被調往北方去任職，有效地促進了北方體制的改革，給營商環境帶去了積極變化。

　　在改革的過程中，法治環境的建設也很重要。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在法治基礎上的公平競爭。在投融資、企業發展、破產清算以及出現市場糾紛的時候，如果能夠依賴法治去解決矛盾，那么營商環境就會得到有效改善。

　　發展是否平衡，關鍵要看各地區人均GDP等指標的差距

　　加入全球化對我國整個區域發展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在看到客觀條件的差異的情況下，不能簡單地說，通過國家的一些優惠政策和扶持改變區域經濟格局，即對于經濟發展速度比較慢的地方，需要給優惠政策，鼓勵投資，否則對于整個國家來講很容易導致資源配置效率的惡化。在過去十多年，一些欠發達地區（特別是一些人口流出地）違背經濟規律和自身比較優勢，建設了大量閑置的工業園、新城和基礎設施，結果不僅投資效率不理想，還導致了嚴重的政府債務。在世界范圍內也有類似的例子，值得反思。美國底特律就曾經在產業衰落的時候，以為通過加大投資就可以扭轉局面，于是新建了很多公共工程，但人口還在持續流出，最后底特律政府債務纏身，走向了破產。因此，更應該采取的措施是：讓有優勢的地方繼續保持優勢，從而為全國經濟增長、創造就業作出更大貢獻；讓地理自然條件不夠好的地方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來發展自己。

　　發展是一個綜合概念，地方經濟最重要的不是GDP總量，而是人均GDP。除了經濟指標以外，從發展的綜合角度來講，還應考慮健康、教育、環境、收入差距等各個方面。發展是否平衡，關鍵不是要看地區之間GDP總量的差距，而要看人均GDP等指標的差距。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北方有大量的人口向南遷移。這個過程是順應市場經濟規律的，如果最終可以達到南方的經濟所占比重和南方人口所占比重大致相當的狀態，那么，經濟的集聚和區域間平衡就不矛盾，這就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和“在發展中營造平衡”的道路。

　　隨著人口自由流動的體制性障礙逐步破除，在人均GDP這個指標上，中國各地區的差距其實正在慢慢縮小。發達地區人均GDP水平比較高，但工作壓力也比較大，房價等生活成本也比較高；而在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地方，環境質量比較好，生活壓力沒有那么大。因此，綜合來講，其實全國各地生活質量差異還會小于人均GDP的差異，這是一個比較良性的結果。

　　總而言之，看待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不能用經濟的總量來“論英雄”，而應該更多地去看到人均的發展水平，包括生活質量、公共服務水平等等。從國家發展來看，一方面應該進一步深化改革，破除人口自由流動的制度障礙，讓一個國家內部的人口能夠更順暢地流動到個體認為能夠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的地方；另一方面政策應更著眼于不同地區之間生活質量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進一步縮小地區之間人均GDP的差異。

　　地理比較劣勢地區要找到自己的優勢，揚長避短

　　外向型經濟對中國區域經濟的影響非常深刻，但是外向型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只是一部分。對于區域經濟發展來說，最為關鍵的，是要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揚長避短。對于缺乏發展外向型經濟有利條件的地區，比如海港條件不好的內陸地區，建議從以下幾點尋找發展的比較優勢：

　　首先，在以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之下，中國廣大的市場上有很多服務于內需的產業。例如，有些制造業是專門服務于國內市場的，且并不具有強大的規模經濟，可以在中西部的城市得到發展。旅游等服務業，可以在東北地區得到良好發展。東北是非常重要的生態涵養區，這是發展旅游的機會。如果沒有疫情，中國每年有很多游客去日本北海道旅游。在疫情沖擊之下，國際旅游基本停擺，而在中國國內，最有可能與日本北海道競爭的就是東北，東北（特別是黑龍江）完全可能建成夏季避暑看花，而冬季滑雪賞冰的旅游勝地；東北和華北一些地區是重要的糧食主產區，可以更大力度去發展農業；在畜牧業（包括養豬）等產業上，也可以不斷擴大東北地區在整個國家中所占的規模。

　　第二，在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時候，有一些產品并不是通過輪船來運輸的，適合內陸經濟。筆者強調海港的運能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帶動力，是因為絕大多數的制造業產品在進行國際貿易的時候是依賴于海運加內河運輸的。但其實有些制造業的產品并不一定需要通過海運，比如說像電腦芯片這樣一些附加值高但是體積很小的產品，是用空運來完成的；軟件業、游戲產業等“數字＋”行業，其產品或服務可以通過網絡傳輸，不需要通過輪船和鐵路。這些對內陸大城市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發展機遇。在這方面，像成都、西安這些中西部城市就發展得不錯。

　　第三，有些中西部和東北城市還存在歷史遺留下來的一些發展優勢。比如一些“大國重器”行業，到現在沈陽、哈爾濱等仍然是在中國發展中非常重要的地區，這些優勢可以進一步保持和發揚光大。未來還可以考慮將軍工的一些技術轉民用，獲取新的發展機遇。

　　第四，中國中西部一些大城市的高等教育資源非常雄厚，比如武漢、西安、成都和重慶。這些高等教育資源如果能夠借助于產學研合作，更多更好服務于國家發展和區域經濟發展的話，也是非常重要的機遇。

　　當然，區域經濟的發展轉型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在發達國家歷史上，在產業轉型中有很多跟中國當下類似的經歷。

　　比較成功的一種情況就是實現產業轉型，像美國匹茲堡，成功從一個鋼鐵城市變成了現代科技和教育非常發達的城市。中國有一些北方地區是具備這樣的條件的，比如沈陽和哈爾濱，本來教育資源就不錯，加上“大國重器”產業的布局，如果努力，很有可能成為新的科技產業集聚的地方。

　　在另外一些城市，當產業在國家整體經濟的占比逐漸縮小，或者是重工業失去競爭力，或者是資源枯竭的時候，人口適度流出本身也是解決問題的手段。中國地域如此之廣大，除了少數中西部大城市周圍主要發展制造業、服務業以外，更多的內陸地方的比較優勢是發展農業、旅游、自然資源這樣的行業。在這些行業，人口的適度流出同樣有利于提高人均資源占有量或者人均產出，也即可以變相提高人均發展水平。因此，人口流出并不絕對是問題，還有可能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一方面，流出的人口一定是希望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有所改善才會流出。另一方面，在一部分人口流出的同時，留下的人口的人均資源占有量可以提高，所以不要對人口流出的現象出現太負面的恐慌心理。在人口流出時，產生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資源不足等問題，可以在整個國家經濟“做大蛋糕”的背景下，通過中央向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等多種手段來解決。

　　總地來說，每一個地方條件不同，要把自己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不管是哪個地方，發展合適自己的產業，促進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這都是在為國家整體的發展作貢獻，每一個個體的福祉也能在此過程中獲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