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在烏克蘭基輔，戴口罩的人們排隊候車。?新華社發

　　這是9月29日在阿塞拜疆臨近納卡邊境的塔塔爾地區拍攝的在沖突中受損的房屋。新華社發

　　10月31日，在美國紐約州長島的一個投票站外，參加提前投票的選民排起長隊。新華社發

　　12月5日，警察在法國巴黎游行示威活動現場警戒。新華社發

　　【世界形勢年終回眸】

　　2020年，中國農歷庚子年，注定極不平凡。年終歲尾回首世界風云，有感同身受的艱困，也有令人振奮的消息，這一年的總體形勢，可以大體概括為三個“三”。

　　1.百年未見與百年征程

　　第一個“三”，是三件足以影響國際格局的大事。

　　一是百年未遇之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是誰也未曾料到的“黑天鵝”。其破壞力、殺傷力、影響力之大，堪比一場世界大戰。上一次類似大疫情還是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雖感染與死亡人數驚人，卻因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交錯，并沒有給人們留下足夠深刻的歷史記憶。這次疫情大流行則發生在全球化、信息化時代，其傳播之迅速、影響之廣泛，不僅深刻影響世界經濟、國際政治，而且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凸顯非傳統安全與傳統安全的界線愈發模糊，偶然性風險與結構性風險加速轉換，內部風險與外部風險相互傳導，安全問題的聯動性、跨國性、多樣性更加突出。這是國際政治的新現實。

　　二是百年未見之選情。2020年美國大選過程的一波三折，結局的撲朔迷離，背后暴露出的深層政治問題、嚴重社會問題以及政府治理能力問題等，在美國政治史上可謂百年未見。上一次小布什與戈爾的選票爭執，走法律程序33天了事。這次則活脫脫上演了一場現實版“紙牌屋”，讓世人大開眼界。選情終將結束，但選后各種亂象則很難收場，加之疫情幾近失控，拜登雖有“老驥伏櫪”之志，但留給他的已不是曾經的美利堅。要使美國重新“合眾為一”已勉為其難，“重新領導世界”又談何容易！

　　三是中國復興從“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邁向“第二個百年”新征程。中國共產黨十九屆五中全會勝利召開，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未來5年和15年的發展目標、發展戰略、發展路徑作了全面規劃，意味著，中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邁出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堅實步伐，并形成了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中國發展史上又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戰略部署，是全球政治經濟整體陰霾中的一抹亮色。

　　以上三個“百年”，既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具體展開，又反過來使百年變局來得更快更猛、走得更深更遠。就對國際格局的影響而言，中國的“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可能更具長遠戰略意義。如何既抽身出來，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冷眼看世界之變，又有意識地將自己擺進去，從中國作為世界大變局的主要變量角度去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是新時代中國國際問題研究者必須具備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2.不小的“小事”：地緣政治加速回潮

　　第二個“三”，是三件足以沖擊地區格局的“小事”。

　　說是“小事”，是跟上述三件“大事”相比；也恰恰是受上述三件“大事”的籠罩或掩蓋，三件原本不小的事在2020年成了“小事”。

　　一是圍繞納卡紛爭爆發的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之間的戰爭。這是繼2008年俄格沖突、2014年烏克蘭危機之后，在歐亞大陸結合部上演的又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戰爭，雙方死傷數千人。事實上，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外加格魯吉亞三國，面積僅相當于我國湖北省，人口不足1700萬。但三國左臨里海右瀕黑海、上接俄羅斯下連伊朗、土耳其，既是歐亞大陸的結合部，也是中東與俄羅斯的交叉點，地緣位置之重要不言自明。如果再考慮到亞美尼亞是基督教國家，阿塞拜疆是伊斯蘭教國家，格魯吉亞是東正教國家，且三國語言各不相同，就更知此地絕非尋常。從這個意義上說，納卡沖突絕不能僅從兩個小國之間圍繞領土主權爆發的一場戰爭角度去看待，而應將其置于全球地緣敏感地帶、“文明沖突論”卷土重來的時空背景下去審視。更引人深思的是，在亞美尼亞擁有駐軍的俄羅斯一開始并未出手相助，忙于大選的美國也只象征性地調停了一下便隔岸觀火，反倒是土耳其傾全力支持阿塞拜疆，令后者大勝。這表明，在大國博弈背景下，地緣政治加速回潮，區域沖突難以遏止，中等強國異軍突起。聯想到一戰、二戰之起源，這些結論令人不寒而栗。

　　二是圍繞伊朗問題在中東上演的懸疑驚悚大劇。從年初“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在伊拉克被導彈精準打擊致死，到歲尾頂級核科學家法赫里扎德在德黑蘭郊外被機槍掃射不治而亡，這一年的伊朗可謂禍不單行。國際斗爭的殘酷性展現無遺。與此同時，在美國撮合下，以色列與巴林、阿聯酋、蘇丹建交，這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之間大和解的開啟，也可以視為阿以關系的歷史性突破。然而，幾家歡樂幾家愁，阿以矛盾緩解，使得極限施壓和定點打擊下的伊朗更顯孤立，生死存亡成為頭等大事。前車之鑒歷歷在目，伊朗為生存是否會在核問題上冒險，美國、以色列乃至阿拉伯國家是否會容忍，拜登上臺后美伊關系是否會緩解，都是值得關注的大問題。畢竟，被逼入絕境的伊朗，是曾經盛極一時的中東強國。中東局勢從來都不可等閑視之，其所關聯的地緣安全、軍事安全、能源安全等問題，都具有全球性影響和世界性意義。

　　三是多國政情透視出的東南亞地區政治生態的變化。2020年，從2月引爆，到7月再起，迄今泰國圍繞“修改憲法”等訴求的反政府街頭運動仍在持續。如果將視野延伸到政局同樣飄搖不定的馬來西亞，雖贏得大選但支持率明顯下降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以及執政困難重重卻在緬甸大選中獲得大勝的昂山素季，隱隱然，東南亞地區似乎正在呈現一波以反家族政治、軍人政治為特征的新社會政治浪潮。對于深受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交叉影響，又被歐風美雨反復吹打的東南亞地區而言，到底選擇什么樣的發展道路，如何進一步聯合自強，似乎又走到另一個重要時刻。

　　3.扭曲的“后真相時代”，更須瞻望未來

　　第三個“三”，是可能影響長遠的三大趨勢性動向。

　　一是新一輪科技革命撲面而來，新一輪產業革命蓄勢待發，大國科技博弈日趨白熱化。以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學為標志，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從多維多點積聚能量，醞釀一次大釋放和總爆發。這次科技革命不僅會帶來生產力的迭代飛躍，催生一系列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還會帶來新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博弈規則、戰爭形態，誰掌握這次科技革命的主動權，誰就將贏得未來。中華民族與前三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但趕上了本輪科技革命的浪潮，部分領域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并跑甚至領跑，這是難得的歷史機遇。但與此同時，中國高科技產業遭受的打壓也是空前和罕見的，預示著科技博弈將是中美博弈乃至國際博弈的新戰場。在這場圍繞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制高點的較量中，我們如果扛不住、攻不下，民族復興就很可能遭遇半渡而擊，甚至功虧一簣，只能咬緊牙關逆流而上，迎難而上。

　　二是全球化“退潮”與區域化勃興交織，全球治理面臨重大考驗。世界貿易組織（WTO）面臨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挑戰，幾乎覆蓋全球的多邊經貿安排恐難再現，相應的，各種區域性、次區域性、三邊甚至雙邊安排大行其道。相關安排大體有四類：一是醞釀中的美歐日零關稅區；二是美加墨協定（USMCA）；三是《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四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其他諸如歐日之間、歐英之間諸多安排，以及正在極力推進的中歐投資協定等等，不一而足。在新一輪全球經貿規則大洗牌和大布局中，各國都在暗中較勁，努力找準、校正自己的位置。一旦各種安排水落石出，塵埃落定，各國都面臨重新入局的挑戰。

　　三是各種社會思潮相互激蕩，“后真相時代”引人深思。“文明沖突論”卷土重來，排外主義大行其道，極端主義沉渣泛起，冒險主義逆勢抬頭。上述矛盾在歐美世界表現得更加充分，暴露得更加徹底，但其倒灌效應、連鎖反應不容低估。另一方面，在網絡時代，“假作真時真亦假”，真真假假，真假難辨，似乎是真相是謊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握話語權，這正是所謂“后真相時代”的扭曲性。面對這些百年未有之怪象，唯有保持定力，不畏浮云，拒絕浮躁，才能在博弈中最終勝出。

　　（作者：袁鵬，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本文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20/2021》卷首語，本報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