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吉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所長 孫興杰

　　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們的世界和未來發展都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同時也已經改變了我們的世界觀。目前，新冠肺炎的確診和死亡病例還在不斷增加，在疫苗或者特效藥研制出來之前，人類很難說真正戰勝了病毒，病毒帶來的病痛和死亡正在迫使我們適應和習慣常態防控的現實。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最大的變化，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接觸變得危險。為了生命的安全而居家隔離，還是為了經濟社會的發展走出家門，成了很多國家當下面臨的兩難困境。

　　我們熟悉和習慣的世界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一個日漸緊密、透明，甚至是擁擠的世界。全球化的世界是綿密互動和高度互賴的世界，我們生活在一個“人類之網”之中，這張大網的廣度、密度和深度決定了我們所處的“真實世界”以及由此形成了我們的世界觀。按照過去三四十年的歷史演變的進程，人類之網會更廣、更密和更深。

　　新冠肺炎疫情似乎打破了線性的歷史進化論，而將我們導入了對“大變局”的深度反思之中。也許，我們熟悉的昨日世界已經遠去了，未來的世界將大不相同，未來的歷史學家也許會將新冠肺炎疫情視為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可以說，新冠肺炎是幾十年來，全球面臨的最大的公共衛生挑戰。新冠病毒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它來自于自然界，跨越了物種，且傳播性極強，而綿密的人類交往網絡也為病毒的全球化傳播帶來了便利。世界變了，我們的認知世界的角度和觀點也會隨之而變。

　　第一，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基本方式還是保持社交距離。保持社交距離意味著人類之網處于暫時“凍結”狀態，這是疫情帶來的“鎖閉效應”，從個體到社會，從國家到世界，鎖閉效應帶來了結構的重構。個體生命處于微寄生與巨寄生兩個體系之間，而社會、國家、國際社會等等都是人造系統，只有個體生存下來，自然的世界和人造的世界才能連接起來。我們看到，雖然不同的國家和社會的文化心理不一樣，但是都采取了隔離措施以應對病毒。

　　第二，在生死考驗面前，人的需求變得簡單而直接，就是一種強烈的生存欲望。人的需求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馬斯洛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意味著人的需求是水漲船高的，新冠病毒讓人的需求一下子降到最基本的層次，那就是活下來。研究制度變遷的學者會尋找制度變革的動力，歸根結底是人的觀念體系，或者說是人的世界觀。改變人的觀念是非常困難的，這也是制度經濟學中所說的“路徑依賴”的原因，各方利益或者觀念形成了僵局，制度就無法演化。在疫情之下，人的需求和觀念一夜之間發生了變化，對于人造的世界來說，這是外生力量，是系統外的沖擊，沖擊波從個體開始不斷延伸開去。在疫情之下，很多人居家隔離，減少社交活動，從忙碌中閑下來，難得的獨處的時間和空間，有了更多的反思的可能。從忙碌和消費主義的泡沫中“隔離”出來，有些人會發現，其實自己不需要那么多，我們開始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反思幸福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雖然隔離是為了對抗病毒，是自我拯救的被動行為，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也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完整，重新對個體生命有了更加準確的定位。

　　第三，個體觀念的變化，社交距離帶來的“去連接”，讓我們日常生活的網絡慢下來，甚至被凍結起來。商品、資本、人員的互動處于凍結或者半凍結之中，全球貿易下滑、經濟縮水。疫情對于個體生命系統是個全方位的考驗，對于人造世界也是同樣的考驗，一個國家或者社會只有構建起具有韌性的防控系統才能在新冠病毒肆虐中生存下來。戰勝病毒，不是簡單的事情，而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在疫情面前，誠實是最重要的武器，只有坦誠溝通，信息共享，才能讓每個人面對和承擔自己的責任，通過群體的力量和人類的智慧共同戰勝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是當前人類面臨的共同重大挑戰，它帶來的影響到底有多大，還無法作出真正的評估。我們既不能被病毒嚇倒，也不能無視病毒，而是需要將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放在世界大變局中來看。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各國經歷了一場艱苦的防控之戰。人們期待的是疫情之后，我們再回到昨日世界，然而，我們曾經的“昨日世界”在疫情到來之前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筆者曾經以《2019年后，危機后，還是后危機？》回顧了過去十年來，我們所處世界的變化。簡而言之，世界并沒有超越2009年的危機，而是處于危機之后，包括不平等的程度與1929年大危機前的人類不平等的峰值相當的地步；貿易戰烽火四起；“美國優先”導致了一個“緊縮”的國際體系；大國戰略博弈與地緣政治的回歸等等。沒有預想到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襲擊，從病毒到個體生命，疫情加速了社區-國家-世界的裂變，危機沿著斷層線傳導，疫情帶來的危機疊加到了已有的危機之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預判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

　　從人類之網的廣度來說，新冠肺炎借助這張網絡傳到了世界各地，這場疫情也可以說是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大流行病。為了防控疫情，邊界重新顯現出來，具有廣度的網絡被切割開來，只有這樣才能阻止病毒的傳播。這也是社交媒體網絡時代的第一場大瘟疫，虛擬空間的網絡沒有因為疫情的到來而被鎖閉，而是更加暢通。具有廣度的全球性網絡依賴于交通、通信技術的進步，疫情過后，這些基本的設施不會被摧毀，我們不會退回到坐井觀天的時代。全球性的生產與交換的網絡不會退潮，交換是人類的本性，好奇心也是人類的本性，世界的廣度已經成為常識，也是我們所知世界的底色。

　　從網絡的密度來說，新冠肺炎迫使世界更加“稀薄”。曾經，較為廉價的航空讓洲際交流變成了日常生活，人員的流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旅游的興盛意味著人的空間被大大拓展了，生于斯、長于斯的模式被超越了。當然，我們需要看到的是，能夠進入高密度互動網絡的機會并不是均衡的，由此加劇了不平等。資本、技術、信息的高速流動猶如財富分化的加速器。從1999年西雅圖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動開始，受到相對剝奪或者絕對剝奪的人群被甩出了這個網絡，貿易戰也好、脫鉤論也罷，其背后是一股反抗性的力量。效率和公平之間需要達到新的平衡。城市是全球性網絡中密度最大的節點，財富、權力、技術、信息等等集中于城市，但是也需要看到城市空間并非均質的，處于邊緣的群體是全球化的失意者。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人類之網的密度一下子降下來，我們相信疫情過后交往互動的密度會有所恢復，但是很難寄希望會恢復如初。從英國脫歐到特朗普當選，人類網絡的密度到了一個拐點，疫情加速了這種轉變。疫情“凍結”了網絡，一些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社會活動甚至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航空、石油、酒店、體育、娛樂、旅游等行業基本被凍結了。同時我們也看到，借助互聯網，很多活動被轉移到了虛擬空間，“面對面”是危險的，“云”教育、“云”聚會噴涌，也許疫情會導致產業的重構，一些產業可能消失了，而與疫情相適應的產業會快速成長，當然，這種產業重構會帶來巨大的成本。

　　從網絡的深度來說，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確認了我們依然沒有擺脫我們的先祖的“部落”傳統。“鄧巴數”基本是網絡深度的常數，人類有效的朋友圈只有150人，其中一半是自己的親屬。社交媒體讓我們能夠知曉地球另一端的故事，很多人會半夜刷社交媒體，但是并沒有解決自己的心理需求。網絡的廣度和密度對深度形成了壓力，我們未來面臨的一個尖銳的挑戰就是如何彌合深度與廣度、密度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摩擦面就是認同的問題。社交媒體可以無限延展，但卻形成了越來越封閉、碎片化的朋友圈。

　　　（漫畫：張建輝）

　　慕尼黑安全峰會曾經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后真相時代”，社交媒體體系中信息在朋友圈中傳遞，人們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后，污名化、甩鍋論從來沒有停歇過，社交媒體沒有幫助人們形成共識，而是加劇了口水仗。令人欣慰的是，從事疫情防控的科學家們借助便捷的社交媒體工具展開了密切的交流，極大增進了我們對于病毒的了解，也大大縮短了疫苗的研發以及治療方案的更新。在病毒面前，需要摒除偏見，堅持價值中立的精神去推動信息的交流。

　　當前，我們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變局，更需要我們以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和角色觀去面對中國和世界。中國是世界的中國，對世界的認知越深徹，中國的自我認知和定位就越清晰。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人類是一個命運相連的共同體，只有攜手合作才能一起走出疫情，做好這篇文章就是中國大國外交的使命所系。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中國抗疫成效與國家治理效能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