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華

　　貧困治理是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大課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全局和戰略高度，把扶貧開發擺到治國理政突出位置，作出關于扶貧開發本質、階段、重點、方略、動力和制度等論述，簡稱本質論、階段論、重點論、方略論、動力論和制度論。這些重要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是貧困治理理論的重大創新，是推進中國特色扶貧開發事業的根本遵循，對全球貧困治理也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本質論

　　“本質論”闡述了貧困治理的根本性質。其一，消除貧困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如果貧困地區長期貧困，面貌長期得不到改變，群眾生活長期得不到明顯提高，那就沒有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那也不是社會主義。”其二，消除貧困是黨的初心和使命, 是黨的莊嚴承諾。“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從黨成立之日起就確立了為天下勞苦人民謀幸福的目標。這就是我們的初心。”“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其三，貧困治理事關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事關國家治理、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就是要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為民造福，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才能堅如磐石。”“反貧困是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不了解農村，不了解貧困地區，不了解農民尤其是貧困農民，就不會真正了解中國，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國，更不可能治理好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是一個標志性指標。”

　　學習貫徹“本質論”，要求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度，推進脫貧攻堅。一是加強黨對貧困治理的領導。脫貧攻堅是黨的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五級書記抓扶貧，全黨動員促攻堅。二是壓實貧困治理的責任。堅持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體制。“特別是脫貧攻堅任務重的地區黨委和政府要把脫貧攻堅作為‘十三五’期間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來抓，堅持以脫貧攻堅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縣級黨委是全縣脫貧攻堅的總指揮部，縣委書記要統攬脫貧攻堅。”“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是貫徹落實黨的扶貧開發工作部署的戰斗堡壘。”三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推進貧困治理。解決好貧困群體的困難，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二、階段論

　　“階段論”闡述了貧困治理的歷史方位。其一，明確脫貧攻堅在貧困治理中的歷史坐標。“現在，扶貧開發到了攻克最后堡壘的階段，所以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把‘扶貧攻堅戰’改成了‘脫貧攻堅戰’。”其二，立足脫貧攻堅發展階段精準施策。“脫貧攻堅已經到了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階段，所面對的都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采取常規思路和辦法、按部就班推進難以完成任務，必須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確的思路、更精準的舉措、超常規的力度，眾志成城實現脫貧攻堅目標。”“要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不能超越發展階段，不能提超越實際的目標，更不能搞形式主義和‘形象工程’。”其三，明確我國脫貧攻堅在世界反貧困斗爭中的歷史方位。“如果到2020年我們能確保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那就意味著我國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也意味著我國將提前十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確定的減貧目標，繼續走在全球減貧事業前列。”其四，著眼謀劃2020年后扶貧戰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之后，我們將消除絕對貧困，但相對貧困仍將長期存在。到那時，現在針對絕對貧困的脫貧攻堅舉措要逐步調整為針對相對貧困的日常性幫扶措施，并納入鄉村振興戰略架構下統籌安排。”“要針對主要矛盾的變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統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建立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體制機制。”

　　學習貫徹“階段論”，要求立足國情和發展階段，把握規律推進工作。一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準確把握不同時期扶貧開發的階段性目標任務。消除貧困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始終。不同時期扶貧開發目標任務不同。脫貧攻堅階段的主要任務是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二是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精準推進確保打贏。全面部署階段，出臺政策，形成脫貧攻堅制度體系。全面推進階段，做到“六個精準”，實施“五個一批”，解決“四個問題”。全面收官階段，確保精準退出，鞏固脫貧成果。三是著眼長遠，謀劃好2020年后解決相對貧困的工作。構建解決相對貧困長效機制，做好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銜接。

　　三、重點論

　　“重點論”闡述了貧困治理的重點任務。其一，扶貧開發是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點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出發，把扶貧開發工作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點任務，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特別是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其二，把握“兩個重中之重”的要求，“‘三農’工作是重中之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在‘三農’工作中要把扶貧開發作為重中之重，這樣才有重點。”其三，深度貧困地區是脫貧攻堅的堅中之堅，“脫貧攻堅本來就是一場硬仗，而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是這場硬仗中的硬仗。”“就全國而言，下一步要重點解決深度貧困地區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以及基本醫療有保障的問題。”

　　學習貫徹“重點論”，要求抓住主要矛盾，聚焦重點區域、重點群體和重點領域，緊盯短板弱項攻堅克難。聚焦重點區域。瞄準“三區三州”，瞄準深度貧困縣和貧困村，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聚焦重點群體。瞄準老、病、殘中“無業可扶、無力脫貧”的貧困對象，應扶盡扶、應保盡保。聚焦重點領域。全面摸清“兩不愁、三保障”和飲水安全問題底數，逐村逐戶逐項查漏補缺。在把握“重點論”同時，注意堅持“十個指頭彈鋼琴”。

　　四、方略論

　　“方略論”闡述了貧困治理方式方法和策略的深刻變革。其一，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精準扶貧，就是要對扶貧對象實行精細化管理，對扶貧資源實行精確化配置，對扶貧對象實行精準化扶持，確保扶貧資源真正用在扶貧對象身上、真正用在貧困地區。”“把握精準是要義，脫貧攻堅貴在精準，精準識別、精準施策，根據致貧原因有針對性地制定方案，對不同原因不同類型的貧困采取不同措施，因人因戶因村施策，對癥下藥、精準滴灌、靶向治療。”其二，做到“六個精準”，實施“五個一批”，解決“四個問題”。在內容上，“要做到六個精準，即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準、脫貧成效精準。” 在路徑上，實施“五個一批”工程，即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同時強調不形而上學。在工作環節上，重點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四個問題。其三，注重機制建設。“防止返貧和繼續攻堅同樣重要，已經摘帽的貧困縣、貧困村、貧困戶，要繼續鞏固，增強‘造血’功能，建立健全穩定脫貧長效機制，堅決制止扶貧工作中的形式主義。”“要加快建立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對脫貧不穩定戶、邊緣易致貧戶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驟減或支出驟增戶加強監測，提前采取針對性的幫扶措施，不能等他們返了貧再補救。”

　　學習貫徹“方略論”，要求把精準理念貫穿脫貧攻堅全過程。一是精準確定對象。嚴格標準程序，找準扶貧對象，并區別不同貧困類型，把脈問診，找準貧因。二是精準分類施策。對未脫貧人口，按照“靶向治療”和缺什么補什么原則，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等問題；對已脫貧人口，鞏固脫貧成果；對存在返貧風險的已脫貧人口和存在致貧風險的邊緣人口，加強監測預警，防止返貧致貧。三是精準脫貧退出。堅持現行脫貧標準，嚴格退出標準和程序。

　　五、動力論

　　“動力論”闡述了脫貧攻堅內外部影響因素和主客體關系。其一，用好外力、激發內力是必須把握好的一對重要關系。“對貧困地區來說，外力幫扶非常重要，但如果自身不努力、不作為，即使外力幫扶再大，也難以有效發揮作用。” 只有用好外力、激發內力，才能形成合力。其二，發揮貧困群眾的主體作用。“貧困群眾既是脫貧攻堅的對象，更是脫貧致富的主體。”“一些地方工作還是老辦法老路子，簡單給錢給物，對群眾的思想發動、宣傳教育、感情溝通不到位，在調動貧困群眾脫貧積極性、激活內生動力上做得不夠。”其三，把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增強發展能力作為根本舉措。“貧困地區發展要靠內生動力，如果憑空救濟出一個新村，簡單改變村容村貌，內在活力不行，勞動力不能回流，沒有經濟上的持續來源，這個地方下一步發展還是有問題。”“扶貧要同扶智、扶志結合起來。智和志就是內力、內因。”“扶貧必扶智。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貧開發的重要任務，也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其四，要更加廣泛、更加有效地動員和凝聚各方面力量。脫貧致富不僅僅是貧困地區的事，也是全社會的事。“各方參與是合力，堅持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多方力量有機結合的‘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發揮各方面積極性。”

　　學習貫徹“動力論”，要求處理好脫貧主體和扶貧主體的關系，既重視內力，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又重視外力，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一是尊重貧困群眾主體地位，發揮脫貧主體作用。扶志補齊“精神短板”，扶智補齊“能力短板”。二是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幫扶，打好脫貧攻堅人民戰。弘揚中華民族扶貧濟困、守望相助的優良傳統，匯聚全社會力量脫貧攻堅。三是轉變幫扶方式和機制，引導群眾參與。扶貧不能包辦代替。轉變幫扶方式，采用生產獎補、勞務補助、以工代賑等方式，激勵貧困群眾參與。

　　六、制度論

　　“制度論”闡述了我國貧困治理的制度框架和制度優勢。其一，建立中國特色脫貧攻堅制度體系，“我們加強黨對脫貧攻堅工作的全面領導，建立各負其責、各司其職的責任體系，精準識別、精準脫貧的工作體系，上下聯動、統一協調的政策體系，保障資金、強化人力的投入體系，因地制宜、因村因戶因人施策的幫扶體系，廣泛參與、合力攻堅的社會動員體系，多渠道全方位的監督體系和最嚴格的考核評估體系，為脫貧攻堅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這個制度體系中，根本的是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其二，脫貧成就反映我國的制度優勢。“我國扶貧開發取得的偉大成就，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贊譽。這個成就，足以載入人類社會發展史冊，也足以向世界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其三，反貧困斗爭鞏固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從政治上說，我們黨領導人民開展了大規模的反貧困工作，鞏固了我們黨的執政基礎，鞏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國際風云激烈變幻的過程中，我們黨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巋然不動，就是因為我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給億萬人民帶來了好處。”其四，我國脫貧攻堅制度體系對全球貧困治理有借鑒意義。“我們在扶貧脫貧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經驗，為全球減貧事業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贏得了國際社會高度評價，很多國家和國際組織表示希望分享中國減貧經驗。”

　　學習貫徹“制度論”，要求堅定制度自信，提升貧困治理能力，決戰決勝脫貧攻堅。一是用好用活行之有效的扶貧制度。脫貧攻堅中形成的領導制度、工作制度、投入制度、責任制度、幫扶制度、監督制度和考核制度，共同構建起中國特色脫貧攻堅制度體系。對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要用足用活用好。二是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扶貧制度。根據扶貧開發實踐變化，與時俱進完善扶貧開發制度，形成更精準、完備、管用的貧困治理體系。三是把扶貧制度成果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經過實踐檢驗的精準扶貧制度創新成果，有的可以運用到國家治理層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開發的重要論述內涵豐富，思想深邃，是一個有機整體，其中“本質論”揭示貧困治理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共產黨的初心使命，是扶貧開發的邏輯起點；“階段論”指出貧困治理的歷史脈絡和歷史方位，是確定新時期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的現實基礎；“重點論”抓住主要矛盾，明確脫貧攻堅主攻方向；“動力論”分析了影響脫貧攻堅的內外部因素，闡明貧困治理的運行機理；“方略論”把精準作為貧困治理的核心要義，指明貧困治理的科學路徑；“制度論”闡述了貧困治理的制度體系和制度貢獻，為貧困治理提供了根本保障。學習貫徹這些重要論述，要深刻領會精神實質，學懂弄通做實，堅定制度自信，堅決奪取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