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中國社會治理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賈玉嬌

　　2020年初開始，我國遭遇抗新冠肺炎疫情。病毒空前的不確定性、春運期間超大的人口流動性、春節期間強烈的社會聚集性極大地增強了病毒的傳播性與疫情防控的復雜性，給我國疫情防控帶來極大挑戰。

　　在大流動社會且病毒信息與治療手段不對稱的復雜情勢下，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國家治理網絡綱舉目張，釋放出了“非常之力”，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推動中國這艘巨輪平穩向前。

　　一、中國國家治理的組織動員力

　　自1月20日起，中國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奔赴抗疫防疫的醫療和基層一線，保障武漢、湖北一線乃至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的春運安全和正常生活。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沖鋒在前；政府職能部門和基層各部門負責同志守土有責，數十萬人員投入到交通運輸防控一線；各地醫療機構向武漢派出35000多名醫務人員；部隊抽組運輸保障車隊，保持疫情防控期間的武漢市民生活保障物資的正常供應；數千名建筑工人十天的不眠不休創造了人類建筑速度的新紀錄；數以萬計的青年志愿者和社會志愿者投入到疫情防控的宣傳，篩查，監督，物資籌集、配送、發放，社區便民服務，心理疏導等。

　　二、中國國家治理的系統部署力

　　針對疫情防控的總體性、動態性與復雜性，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對疫情防控展開系統部署，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從總體上看，部署內容不僅包括疫情防控應急處置，還包括以下九個方面：人民日常生活方面的生活物資調配、供應，就醫，出行，困難人員幫扶；抗疫方面的經費保障，病毒研究與疫苗研發，醫療物資生產與調配，診斷標準與規范的整齊劃一，醫務工作者的安全防護、身心健康保障與傷害補償；防疫方面的交通運輸防控，社區病毒篩查與健康管理，公共場所管理，防疫常識、抗疫故事與先進事例的網絡宣傳與網絡輿論矯治；社會保障方面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的經辦，繳費，就業創業扶持，仲裁時效問題等；教育方面的學生上學、考試、開題、畢業、就業；環境保障方面的醫療廢物處置，環境檢測；外事方面的宣傳、對話、協商與合作；制度執行監督方面的督查、巡視與指導；經濟生產方面的復工復產等。從動態上看，黨中央以疫情防控為主要矛盾，同時根據疫情及其間經濟社會發展態勢的變化調整防疫工作部署。大體上，我國疫情防控經歷了排查防控與強化，疫情防控與復工復產雙管齊下等階段。從復雜情況的應對策略上看，我國及各省市縣逐級制定分級、分區、分類防控工作指南，禁止“一刀切”，推動疫情防控精準施策。

　　三、中國國家治理的全面協調力

　　此次疫情防控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內容廣，牽涉主體多，只有各個主體協同一致、形成合力，才能有效治理，將系統部署落到實處。我們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實現了中央-地方的縱向協同、多部委共聯的橫向協同，中央與多地共建的傘狀協同，政府、市場與社會的協同共治，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溝通與聯合攻關，形成“一盤棋”，打好“組合拳”，引導國際社會正確輿論，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縱向上看，中國形成中央、省、市、縣、鄉鎮、社區/村的六級布控響應機制，實現中央與地方、基層之間的及時、順暢的雙向溝通；從橫向上看，中國形成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指揮，國家衛生健康委牽頭，財政部、商務部、工信部、交通部、人社部等32個部委參與的聯防聯控機制；從中央與各地方的關系上看，形成有如傘狀的、點對面的共建聯保聯供機制；從多元治理主體關系上，在政府指導協調下，社會組織與企業積極參與，發揮重要作用；從中國對外宣傳與聯系上，一方面加強對話，給予輿論正確導向，另一方面主動加強國際聯合攻關。

　　四、中國國家治理的自我完善力

　　在此次疫情大考中，中國應急管理制度與國家治理體系存在的不足一覽無遺。黨中央同步開展疫情防控與治理體系的自我完善，對應急管理制度與國家治理體系進行現場問診，不失時機地提升中國國家治理能力。政府完善方面，嚴肅整治疫情防控過程中存在的應急處置與風險防控不力和地方本位主義，強化人權保護和法治意識；社會完善方面，加強整頓社會組織建設與管理，進一步理順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發揮社會組織治理效能，加強對個別社會成員危害公共安全、危害正常防疫工作開展的處罰；在市場完善方面，嚴厲打擊疫情期間造假、售假和哄抬物價等對經濟社會秩序產生負面影響的市場現象；在制度和體系建設方面，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補短板，強基層，強研判，重預防，優結構。通過此次疫情防控，更好地踐行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堅持鞏固什么，完善發展什么，遵守執行什么。

　　由此，我們可以說，此次非常時期的中國非常之力，不僅是應急時期國家治理的臨時反應，更是通過長期制度建設和強化鞏固所形成的常規化治理效能的集中顯現。具有強大效能的中國“非常之力”，其生成機制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治理體系。一方面，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中國制度與國家治理體系也是人民選擇的結果。人民的訴求既具有一定階段中的穩定性，也具有不斷變動的歷史趨勢性。在此過程中，制度與治理體系的定型與發展既是辯證統一的，變中有穩，穩中有變，始終處于發展、定型、發展的循環之中，又以不斷趨向成熟定型為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二，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機制。黨領導地位的確立是中國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歷史進程中選擇的結果，具有強大決策部署能力的黨對實現龐大、復雜中國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是保持中國發展，實現人民幸福的政治保障。

　　第三，黨和政府職能體系的一體化工作機制。從縱向上看，實現中央與地方部門對口、職能對應，構建從中央到地方溝通順暢、充滿活力的工作體系；從橫向上看，初步建立與新時代要求相適應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主體框架，形成黨和國家機構職能優化協同高效的工作機制。實現牽頭部門和參與部門，主體改革和配套改革方案，改革舉措和法治保障，試點探索和總結推廣，改革任務推進和機構職能調整的配套聯動，打好改革組合拳。

　　第四，政府、市場、社會的多主體協同機制。政府、市場、社會關系是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理順三者關系是深化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的“牛鼻子”。其中，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是在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理清二者邊界，實現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互為補充。理清政府職能與社會組織功能邊界是關鍵中的關鍵，具體說來，實行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放”“管”“培”，建成由社會組織提供專業服務和效果評估，社會資源整合、動員，社會問題化解；政府購買服務與績效驗收，規范社會組織管理運行，提供行政支持的雙向互動機制。

　　第五，國家治理體系的自我完善機制。強大的自我完善能力能夠始終保持制度與國家治理體系的人民性、先進性。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根據人民需求的變化，進行制度創新，填補制度空白，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進行政治監督，對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以及重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形成巡視巡察整改、督察落實情況報告制度，對制度執行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制度短板、薄弱點進行完善，對存在的人的問題進行整治，矯治國家治理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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