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副教授，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專職研究員　楊玉春

　　走過70年的歷程，新中國教育成就斐然。在歷史的坐標軸上觀察中國教育的發展，從國家重大政策的演變中加強對教育事業的規律性認識，可以為中國教育的持續發展鑄好磐石之基。

　　一、中國教育歷經探索鑄就輝煌成果

　　新中國成立之初，教育發展水平低，全國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學齡兒童入學率只有20％左右。截至2018年，全國共有各級各類學校51.88萬所，各級各類學歷教育在校生2.76億人，專任教師1672.85萬人。這些數據，印證了中國教育70年發生的巨大變化和取得的輝煌成就。通過對義務教育、高中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等三個維度的梳理，可以全面展示中國教育歷經70年探索而走過的光輝歷程。

　　（一）義務教育：普及、均衡、優質

　　1949年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指出，要有計劃有步驟地普及義務教育。從此，新中國的義務教育事業開啟了全新的發展階段。1958年，國務院發布《關于教育事業管理權下放問題的規定》，明確下放教育事業管理權，區域內中小學舉辦權由地方負責投入。同年，國務院《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鼓勵集體和群眾辦學，充分動員社會的熱情投入教育發展。直到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發布之前，中國義務教育形成了以國家財政性投入為主體，以各類集體辦學、百姓參與為輔的格局。在窮國辦大教育的現實下，學齡兒童入學率大幅提高，但教育質量難以滿足群眾接受更高質量教育需求的問題也逐步突顯。

　　1986年，《義務教育法》明確提出國家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之后，義務教育進入“普九”的重要階段。2001年，《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兩基”工作是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11年，隨著西藏、四川、青海、甘肅等四省區通過“兩基”國檢，我國所有縣級單位均普及了義務教育。從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算起，我國用25年全面普及了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從根本上解決了適齡兒童少年“有學上”問題。義務教育全面普及后，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學校之間的辦學水平、教育質量差距凸顯出來，成為擇校、學生學業負擔過重、亂收費等熱點難點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保障所有適齡兒童少年接受公平而有質量的義務教育，成為新時期義務教育的戰略性任務。

　　從有學上到上好學，中國義務教育正式邁入質量提升階段。2012年9月5日，國務院以國發〔2012〕48號印發《關于深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意見》。《意見》進一步明確了地方各級政府責任，并提出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基本目標是：每一所學校符合國家辦學標準，辦學經費得到保障；教育資源滿足學校教育教學需要，開齊國家規定課程；教師配置更加合理，提高教師整體素質。

　　（二）高中段教育：調整、協調、轉型

　　1949年，我國高中在校生僅為31.5萬人。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高中段教育結構很不成熟，普通高中和中專教育互為補充、此消彼長。1950年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修訂通過《工農速成中學暫行實施辦法》。在對原有學校進行接管、整頓和改造過程中，中等專業學校和技工學校得到了蓬勃發展，為我國職業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文革”期間，高中段教育受到的影響非常嚴重。改革開放之后，盡快調整完善高中段教育結構成為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務，普通高中教育得到了穩定發展。從1978年到1994年，中等職業教育逐漸恢復，形成了中等職業教育與普通中等教育雙軌制的教育體系。高校擴招之后，受辦學模式僵化和學歷熱等因素影響，中等職業教育出現滑坡。2002、2004和2005年的三次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重新校正調整了高中段教育發展的方向，高中段教育在探索中不斷調整，并基本確定了普通高中與職業高中協調發展的基調。同時，在2001年和2014年兩次啟動高中課程改革，在高中教育階段正式確立立德樹人的育人方式，高中階段教育功能從選拔轉型到育人。2014年的新高考政策，更是在推進努力保障國家選拔人才的同時，為每個學生的成功提供了個性化選擇的可能，引導著普通高中教育教育目標的轉型。新高考政策的出臺，從根本方向上提出了整個基礎教育發展轉型的要求。基礎教育階段，開始全面反思教育導向和改進教育模式，由知識本位轉向能力本位，由選拔為主轉向育人為主。至此，高中段教育真正成為銜接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發展的關鍵階段，是學生七彩人生的起點，是高等教育人才培養專業化的起點。

　　2019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新時代推進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導意見》指出：“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發展素質教育，遵循教育規律，圍繞凝聚人心、完善人格、開發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的工作目標，深化育人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改革，堅決扭轉片面應試教育傾向，切實提高育人水平，為學生適應社會生活、接受高等教育和未來職業發展打好基礎，努力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三）高等教育：恢復、擴招、內涵

　　1949年，我國高校在校生只有11.7萬人。1950年，政務院批準《專科學校暫行規程》，新中國逐步著手對舊式高校進行接管和改造。1952年以后，根據國家建設的需要，全國進行了大范圍的高等學校院系調整。1961—1963年間，根據中共中央關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對教育事業繼續進行大幅度調整，高等學校的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都得到極大提高。1977年，恢復高考的重大決策，讓中國高等教育框架歷經鳳凰涅槃而基本恢復，讓人才培養和經濟社會互動發展重回健康軌道，為改革開放之初的干部培養、產業人才儲備等奠定了極為寶貴的人力資源基礎。

　　1998年前后啟動的高校學生擴招政策，是中國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和大眾化的重要里程碑，意味著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均等化水平大幅提升。《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實施“普通高等學校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國家開始注意優化高等教育區域結構、適當控制招生增長幅度。“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意味高等教育領域的首要訴求由數量轉為質量、更加注重內涵式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鼓舞人心。

　　二、重大教育政策的內生平衡與轉型升級

　　70年來，中國教育歷經曲折仍能取得上述輝煌成果，最為重大而直接的動力，來自于教育政策所起到的指導作用。縱觀70年來的中國教育政策，大致經歷了三次轉變。第一次是從服務國家政治的工具轉變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礎；第二次是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強調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轉到以核心素養為核心培養全面完整的人；第三次是從提高勞動者素質以促進經濟發展，轉到提升中華民族素質以實現民族復興。三次轉變，反映了對教育功能、目的、使命的基本認識逐步深化。這對中國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有著根本性影響。

　　（一）教育公共政策選擇：從機會公平到質量公平

　　1.受教育機會公平的政策保障

　　新中國成立后，教育向工農開門，積極開展工農教育。1949年12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學校要為工農子女和工農青年開門。創辦人民大學、工農速成中學，培養建設人才。大辦工人補習教育。為便利工農群眾子女入學，各級政府特別注意在工業城市、工礦區和農村中學增辦學校，并在經濟上給予資助。據1954年統計，在全國小學中，工農成分的學生已占82%，在普通中學生中，工農成分的學生已占60%以上。1953年高校出身于工農成分的新生已占新生總數的27.39%。

　　這種教育突出保障工農子女和工農干部受教育的機會，符合當時勞苦大眾受教育水平低的現實，對教育服務經濟建設意義重大。尤其是1951年10月1日政務院公布的《關于改革學制的決定》，使我國的學校系統在新的政治經濟的基礎上，以法令的形式明確建立起來，標志著人民教育走上了有計劃有系統的發展的新階段。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有步驟地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由此，國家把普及義務教育作為重大戰略決策、地方政府不遺余力的多方舉措，來完成這一歷史性任務。這對青少年兒童來說，提供了平等的受教育權，并以法令的形式《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確立下來。

　　2.對質量公平的追求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把促進公平作為國家基本教育政策，把提高質量作為教育改革發展的核心任務。樹立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教育發展觀，建立以提高教育質量為導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機制，把教育資源配置和學校工作重點集中到強化教學環節、提高教育質量上來。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教育公平與教育質量問題相互交織，將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教育發展面臨的一個基本格局。要實現有質量的教育發展，就需要真正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推進教育公平事業的發展，繼續深化教育改革，加快實現教育現代化。具體到教育現實，就是要平衡城鄉教育、東中西部地區教育發展，縮小差距。加強中西部和農村地區教育，繼續加強薄弱學校建設，在資源投入和政策上加以傾斜。

　　（二）教育發展戰略：從“優先發展”到“奠基工程”

　　改革開放初期，國家發展戰略發生重大變化，把教育作為經濟建設的戰略重點之一。鄧小平曾明確指出：“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就成為一句空話。”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確立了教育作為經濟建設戰略重點的地位，也使教育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把發展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放在首要位置，使經濟建設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可見，黨的十三大把教育事業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緊密地聯系在一起。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科技進步、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從根本上說取決于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培養大批人才。我們必須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水平，這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的根本大計。

　　由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戰略重點，到1980年代經濟戰略的首要位置，再到1990年代被置于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由經濟戰略逐步上升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先導性、全局性戰略；由人力資源開發、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逐步上升為社會繁榮、文化進步、民生改善、民族振興，乃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我國教育發展戰略的調整和進步由此可見一斑。

　　2012年，黨的十八大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將“辦人民滿意的教育”置于改善民生工作的首要位置。教育的價值取向，逐步由社會工作價值向人本價值回歸。“立德樹人”“為人的發展服務”“辦人民滿意的教育”成為教育的基本價值遵循。教育要為人的成長奠基，為人的發展提供平等的機會。

　　（三）教育價值追求：從“雙基中心”到“核心素養”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確立了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針。這次思想解放運動體現在教育上，就是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1980年代，按照社會發展的需要和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基礎教育加強“雙基”教學。“雙基”就是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其立論的基礎，就是認為基礎教育不是升學教育，也不是就業教育，而是提高國民素質的教育，是為一個人一生奠定基本文化知識基礎的教育，所以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2014年，教育部印發《關于全面深化課程改革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意見》，提出教育部將組織研究提出各學段學生發展核心素養體系，明確學生應具備的適應終身發展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必備品格和關鍵能力。學生發展核心素養，主要指學生應具備的，能夠適應終身發展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必備品格和關鍵能力。研究學生發展核心素養，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適應世界教育改革發展趨勢、提升我國教育國際競爭力的迫切需要。

　　核心素養是黨的教育方針的具體化，是連接宏觀教育理念、培養目標與具體教育教學實踐的中間環節。黨的教育方針通過核心素養這一橋梁，可以轉化為教育教學實踐可用的、教育工作者易于理解的具體要求，明確學生應具備的必備品格和關鍵能力。從而，從中觀層面深入回答“立什么德、樹什么人”的根本問題，引領課程改革和育人模式變革。

　　（四）教育使命的提升：提升全民素質以實現民族復興

　　教育使命從服務科技進步、經濟發展到服務國民素質提高，國家教育政策在變革中日益完整和豐富。個人的發展與民族的發展，在國家的教育政策視野中實現了統一，教育的使命在為經濟發展和培養人才的基礎上逐漸轉型升級，擔負起民族振興的責任。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與北京師范大學師生代表座談時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綜合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業。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政府進一步明確了建設教育強國的戰略目標，并將其置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基礎工程的重要戰略地位。

　　三、新時代中國教育發展的新氣象與新趨勢

　　中國教育70年的光輝歷程，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評價。中國已經融入世界發展大潮，并積極發揮著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應有作用。2015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致國際教育信息化大會的賀信中指出，因應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教育變革和創新，構建網絡化、數字化、個性化、終身化的教育體系，建設“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的學習型社會，培養大批創新人才，是人類共同面臨的重大課題。

　　第一，“互聯網+教育”將兼顧更高水平的效率和公平。互聯網技術，有助于推動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與傳播，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效果，提升教育教學的質量和效益。互聯網技術，突破了傳統教育的時空限制，帶來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巨大變革，把最優質的教育資源、最先進的教育理念、最新穎的教學模式在更大范圍內共享，為每個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機會，兼顧了效率和公平。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中國舉辦著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教育，中國將繼續堅定實施科教興國戰略，通過“互聯網+教育”充分發揮現代科技給教育發展帶來的巨大契機。

　　第二，構建學習型社會，服務每個人的終身發展。順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教育2030行動框架》賦予教育“包容、公平和全民終身學習”的新使命，給每一個人以平等的學習機會成為中國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務的新愿景。2019年發布的《中國教育現代化 2035》提出“構建服務全民的終身學習體系”，成為中國教育現代化改革的七大戰略任務之一。

　　第三，參與全球教育治理，打造人類教育共同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張通過智力合作、知識共享和業務伙伴關系加強國際和地區合作，這與黨的十九大提出的“積極發展全球伙伴關系，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高度契合。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重要成員，中國在國際交流與合作過程中，逐漸展示出在教育領域的核心競爭力，并積極參與打造人類教育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