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研究員、傳播研究所所長、公共外交與戰略傳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洪宇

　　長期以來，美國以傳媒自由著稱，其享有的自由主義光環與實力雄厚的全球傳播力相輔相成，為維系美國在國際秩序中的領導地位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表面看來，美國傳媒推動民主自由, 但事實遠非如此簡單。事實上，美國傳媒并未超越政治而存在，而是以一種“去政治”的表象, 對內維系權力精英統治下的個人主義民主，對外協助軍事-商業復合體實施霸權能力。

　　美國傳媒以完全私有、資本控制、高度壟斷為特征。表面上看，美國媒體已經擺脫政府管控，但實際上卻效力于超越政府邊界的大資本與大公司階層。的確，美國媒體擅于表達精英內部關于治國理政的觀念之爭與利益之爭，也會時不時地反映社會中批判態度與進步立場。但是，在核心價值和關鍵利益上，媒體輿論與統治階層及其代理機構協同一致，在復雜動蕩的國內外局勢中，始終秉持著市場自由主義框架中的統治性價值。

　　憑借輿論多樣性的表象，美國傳媒將美國塑造為自由主義的終極守望者。但事實上，統治者有意掩蓋了市場自由主義在媒體輿論中的統治地位。憑借其塑造的自由主義，美國傳媒將美式制度及背后的意識形態幻化于無邊無形的普世價值。由此，美國傳媒對內可以標榜媒介中立，對外獨享價值輸出的全球傳播力，從而推動了以美國模式為藍本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那么，如何發現美國傳媒自由的邊界？

　　第一，有限的精英政治光譜。美國傳媒善用精英內部的爭論摩擦，以此表現媒體輿論的自由、活躍和多元，但當精英內部出現“反叛者”，美國傳媒立即成為現存體制的捍衛方。伯尼.桑德斯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所遭遇的媒體冷遇，就體現出媒體所能容忍的有限政治光譜。為了解決美國國內的資本主義危機和社會痛楚，桑德斯試圖利用選舉機制掌握國家機器，推動其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他的左翼立場在選民中廣受歡迎，但卻難以在“金元民主”和“資本主義自由”框架內獲得賞識，主流媒體早已借助候選人籌款等“非政治”杠桿對其實現了邊緣化。

　　第二、市場自由主義的公共議程。在自由主義理想中，傳媒應當是促進普通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公共場域。美國傳媒盡管在諸如人權問題、宗教自由、身份多樣性等個人主義議題上態度開放，但一旦出現挑戰美國模式或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質疑，傳媒會毫不猶豫地實施系統性、排異性的傳播控制。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聲勢浩大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遭此不公。在美國，有近數千人參加“占領華爾街”運動，討伐金融貴族的貪婪不公，抵抗政商合一的系統腐敗。美國主流媒體與政府部門一道，將這場社會運動矮化為幼稚表達、憤怒宣泄、反中產階級、甚至恐怖主義，有效地抵消了這場運動所調用的政治主張和體制批判。

　　第三、隱蔽的輿論操控。國家各個部門早已熟喑公關手段，用更隱蔽、更有效的方式操控媒介輿論，實施國內外協同的政治工程。美國媒體內雖然不乏具有專業良知的新聞與評論部門，但是他們受制于媒體機構的成本邏輯和主流價值，也越來越依靠公關公司獲取信息。早在1990年海灣戰爭前夕，美國當局就借助公關公司“制造”了一場國會聽證，捏造“伊拉克部隊傷害科威特嬰兒”的虛假罪名，并借助《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廣泛傳播，最終借助輿論發動戰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也是美國當局借助跨國公關手段，向美國民眾輸出“薩達姆.侯賽因掌握大規模生化武器”的虛假信息，建立了戰爭合法性。

　　第四、美國至上主義。美國傳媒將市場自由主義及其美式制度預設為國際報道與評論的普遍參照標準。但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美國模式的可信度與普世性遭受重大現實挑戰。默多克家族所持有的新聞集團旗下的福克斯新聞網以保守主義著稱，其女主播翠西·里根與CGTN劉欣隔空喊話過程中，表達對中國經濟、中國政府、中國與世界這一系列問題臉譜化、本質化、片面化評判，所持立場也迎合美國保守派零合思維。而在與劉欣進行連線對話時，翠西雖然沒有讓修辭上的狂熱過多地干擾更為重要的中美關系前景，但美國本位立場依然是她發問的出發點。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入，國際秩序已發生深刻變化。隨著新興力量勢頭增強，各種利益、觀念、價值、愿景也在全球傳播活動中更強烈地相互作用。這使得各國傳媒既有全球傳播之功能，又體現內政外交的復雜勾連。因此，我們需要認清美國傳媒自由的真實邊界和意識形態內核，同時還要鼓勵中國傳媒選擇更高站位，為實現全球意義上的公共性和多樣性，推動更為對等、彼此尊重、相互學習的全球對話模式。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家網絡治理與中國互聯網全球化協同研究》（18AXW009)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