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教授 葉青

　　中國的知識分子具有強烈家國興亡的責任感和擔當精神，尤其在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的近代中國，具有遠大抱負的知識分子苦苦探索救亡自強、振興中華的方案和道路。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我們紀念五四運動、發揚五四精神，應當闡釋和弘揚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救亡自強的擔當精神，使之成為新時代激勵人民奮勇前進的精神力量。

　　一、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思想血脈和精神特質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向以儒家思想為知識的核心，在“明道救世”傳統熏陶下，傳統知識分子不但講究個人才德修養與培育，更強調如何以一己既成之才德，任重而道遠地具體實施于現實社會之中。當中國的歷史演進至近代以后，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已然具有了古代知識分子所未有過的新特征。在知識結構方面，從封閉型轉向開放型。近現代中國西學東漸，改變了傳統知識分子治學重在先代圣賢的經典中早已明示的各種謨訓和教條，強調中西會通。在價值觀念方面，伴隨著知識的不斷積累與擴大，其政治思想和價值觀念逐漸發生變化，逐漸開始否定宗法統治，走上與傳統衛道行道效忠于一人一姓的君臣大義的舊知識分子相異的道路。在心理特征方面，從安定型轉為焦慮型。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有著濃烈的天朝大國自我滿足、自我陶醉感。鴉片戰爭以來接踵而至的喪權辱國恥辱都極為痛苦地震撼著心靈，使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充滿了強烈的緊迫感和焦慮感。

　　盡管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具備了新特征。然而，他們畢竟受過傳統知識、思想滋養與熏陶，而且經過累代師承，形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獨特的思想血脈和精神特質，即它是入世的面對現實，而不是出世的逃避現實，他們普遍具有很強的憂患意識。與古代知識分子相比，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家國思想有很大的變化，即他們的立足點是力求使整個中國、整個中華民族免遭帝國主義侵略和蹂躪，同古代愛國一般以維持漢族政權職志的觀念比較，有了較大的進步，他們自信地把救亡自強的義務毫不猶豫地擔在自己肩上。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宣言，不為“惡社會所征服”，不“逃遁惡社會”。李大釗在《青春》中充滿激情地鼓勵青年，“不在齦齦辯證白首中國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國之再生”。

　　二、救亡自強的擔當意識是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共同的思想內涵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為追求救國救民真理而肇始拓展的思想啟蒙運動。顯然，啟蒙運動、文化的改造仍是為了國家、民族、為了改變中國政局，使中國富強起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相信思想與文化的變遷必須優先于社會、政治及經濟的變遷，而思想本身的改變是最根本的變遷，其它變遷必以思想變遷為泉源。我們看到的是，錢玄同對舊道德、舊文學進行猛烈的攻擊，是基于對腐敗社會痛恨和社會上沉滯不進之狀態的“憂心如焚”心情。傅斯年在寫給魯迅的信中表達自己寶貴讀書年華為寂寞的中國充當夜貓，以叫醒公雞叫明天叫醒國民的沉重的心態。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使命感和建造一個全新中國的共同信念，使五四時期階級、階層屬性不同，世界觀迥異的知識分子凝聚一起，結成統一戰線，協力搏擊。又如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前夕出現的歷史最久、會員最多、分布最廣、影響最大、分化也最明顯的一個社團。其中既有李大釗、鄧中夏等不少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也有受十月革命影響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時還有一批后來成為國家主義者的人物。會員成份頗具復雜性，但在救國理想的召喚下，卻有集結求友的意向。他們醞釀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的主要動因就是期望自己聯合同輩殺出一條道路，把古老腐朽、呻吟垂絕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改變為一個青春年少、獨立富強的國家。

　　三、各種救國方略皆出自知識分子的救亡自強的擔當精神

　　五四以后，隨著形勢的發展，主義的選擇，知識分子們所面臨的是在中西交匯、多元并存的各種學說中挑選出用以拯救社會的最佳方略。由于種種差異，使得五四前攜手同行的伙伴彼此分歧、對立終至分道揚鑣。一大批知識分子覺察到只有俄國式革命才能使中國從帝國主義威逼中解放出來，于是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國的武器，如毛澤東、李大釗、周恩來、惲代英等。一批知識分子認為政治只能暫時解決問題，長遠的方法應從文化方面入手，他們埋首于學術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如李四光、王光祈等。還有一些知識分子選擇政治和平改革路徑，期望以此達到改造社會現實的功效。

　　近代中國各種救國方案，都是知識分子對中國出路的深刻思考和艱苦探索的積極嘗試，反映出知識分子救亡圖強和變革現實的理想與信念。五四時期知識分子胸懷憂國憂民之心、愛國愛民之情，救亡自強的擔當精神應予肯定、繼承和弘揚。

　　四、踐行科學救國的知識分子為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起了積極推動作用

　　五四時期，一批知識分子認為，歐美各國實力的強大是應用科學發明的結果。與此同時，經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后，不少知識分子對民國初年的政治極度失望，也開始通過傳播科學知識、發展科學技術、培養科技人才等途徑，達到改造社會目的，期望個人的奮斗有益于國家和民族，埋首于學術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后來相當一部分成為學有專長的教育家、實業家、工程師。

　　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武昌起義后曾在湖北軍政府擔任要職，辛亥革命失敗后，他赴英國伯明翰大學攻讀采礦業，獲得博士學位，畢業回國后為中國的地質力學和石油勘查工作做出了極為突出的成就。少年中國學會的王光祈五四之后旅德學習，期望“音樂化人”，用音樂“諧和”精神感化人心以改革社會。他潛心研究16年，寫作和翻譯近20種音樂文化等方面著作。這些提倡或躬行“科學救國”的知識分子，如化學家俞同奎、侯德榜，地質學家丁文江、李四光，氣象學家竺可楨等人，畢一生之力于科學救國實踐，在“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下，兢兢業業為科學事業默默奉獻，成為承擔創造、引進和傳播技術與文化的主力軍，對中國近代科學事業的補白、重構、振興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毋庸置疑，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是本世紀舉足輕重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們以“少年中國”的銳氣和進取，救亡自強、振興中華，在20世紀初的歷史文化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幕光彩照人的思想活劇，給后人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指出，偉大的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團結奮斗、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歷史深刻表明，愛國主義自古以來就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去不掉，打不破，滅不了。我們紀念五四運動、發揚五四精神，必須緬懷五四先驅崇高的愛國情懷和革命精神。

　　我們有理由相信，新時代中國青年一定會繼承和光大五四前輩的光榮傳統和擔當精神，并賦予充滿時代精神的新內涵，與時代同步伐、與人民共命運，勇于砥礪奮斗，勇做走在時代前列的奮進者、開拓者、奉獻者。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征程中，不斷譜寫無愧于前輩、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壯麗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