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魏欽恭

　　人們的日常行為以預期為牽引，只有預期穩定才會有穩定的行為，只有在一個可預期的環境中，社會和經濟主體才會從事創造和創新活動。譬如，消費預期會影響消費行為、就業預期會影響就業行為、生育預期會影響生育行為等。而預期不足不僅會延滯或改變既定的行為方式，更甚會使得人們無所適從、焦慮不安、悲觀失望。由此，在一定意義上，穩定民眾預期、增強社會信心是激發社會活力的前提保證。換言之，如果多數民眾對未來沒有明確的預期，消極情緒蔓延，那么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社會發展都會受阻。從而可以認為，對民眾社會預期與發展信心的把握與調適，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不能忽視的社會心理資源與條件。

　　那么我國居民當下的社會預期呈現何種特征和變動趨勢？從總體上判斷，當下民眾預期呈現出“雙重面向”：一方面，隨著經濟增長，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多數民眾對生活改善與社會持續發展的預期亦不斷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近年來經濟增長率的趨勢性下滑、收入及財富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社會風險多發，使得部分民眾的發展預期不足，消極、悲觀、焦慮等情緒顯現。這種正向與負向態度的并存看似不盡協調，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經濟社會結構快速變遷過程中，由于利益分化以及民眾需求多元化、差異化而產生的社會心態失衡。根據一項全國性抽樣調查數據（SASD）的統計結果顯示，十八大以來，民眾無論對社會性事項（歷年預期指數分別為86.8、74.8、78.8、82.5、82）還是個體性事項（歷年預期指數分別為75、81、80、87、87）的總體預期狀況均穩中趨好，但其構成要素卻有著明顯的分化態勢。具體而言，從2012年到2016年，民眾預期最低的事項始終是社會層面的物價水平、食品安全、環境質量以及個體層面的收入水平與生活壓力。

　　民眾預期的高低漲跌以現實為基礎，對未來狀況的預期與對當下狀況的判斷并非斷然兩分，而是一種連續的心理狀態。依據當下滿意程度與未來預期狀況，可將民眾預期劃分為以下四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正向預期”狀態，此種類型的民眾對當下狀況不太滿意但卻對未來預期充足；第二種類型是“雙重滿足”狀態，這種類型的民眾既對當下狀況滿意又對未來預期充足；第三種類型是“雙重匱乏”狀態，此種類型的民眾既不滿于當下狀況又對未來預期不足；第四種類型是“負向預期”狀態，此種類型的民眾對當下狀況滿意但卻對未來預期不足。預期類型不同，其所隱含的問題焦點亦不同。

　　一是分配失衡可能導致的發展乏力問題。從SASD2016年的調查數據結果來看，在社會層面和個體層面處于“雙重匱乏”狀態的民眾比例分別為20.74%和20.72%。有約兩成民眾既對現狀不滿又對未來預期低迷。具體來看，這部分群體無論是收入狀況還是社會地位都處于較低層次，具有較為強烈的被剝奪感和不公平感。如果這部分群體的狀態不能得到改善，而持續處于“疊加效應”的影響之中，將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發展。回顧改革以來的中國社會發展歷程，首先通過引入市場機制，打破“大鍋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種制度導向大大激發了全社會發展經濟、創造財富的積極性。當下，由于分配和激勵機制的不當甚至扭曲，中國社會的收入和財富鴻溝呈逐年拉大的趨勢，這種現狀也會動搖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基礎。也就是說，一旦貧富差距超出合意區間，不僅難以起到合理激勵的作用，反而會對總體性的經濟社會系統產生負面影響。進言之，一旦收入和財富頂端的群體牢牢占據社會金字塔的頂端，整個社會的流動機制出現分割性的閉循環格局。無論是階層分化的危機感還是掙脫階層固化的無力感，都會讓階層地位較低者不滿于現實、預期低迷、信心匱乏，也會削減社會發展動力。

　　二是預期過低可能導致的社會焦慮問題。在社會層面和個體層面處于“負向預期”狀態的民眾比例分別為2.93%和6.51%。可以看出，對現狀滿意但對未來預期低迷的民眾比例較少，但仍需關注這部分群體的社會屬性。從調查來看，民眾收入水平與發展預期呈現明顯的“U型”關系，而持有“負向預期”的民眾在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上多處于“夾心層”。也就是說，部分中間階層者相較于地位較低者，反而預期更低。這種具有反差的狀況，表現出社會預期狀況的新特征，即對未來預期不足不是利益受損者所獨有的感受，部分受益者也開始產生不同程度的焦慮情緒。一方面，伴隨經濟社會的快速變動，社會中間群體更加敏感于自身利益的得失，對如何鞏固并提升既有地位焦慮不安；另一方面，當房價高企、生活成本攀升、社會保障不足、未來經濟前景不明的時候，“比上不比下”的意識使得在與地位較高階層比較的過程中，“夾心層”的相對剝奪感受更為強烈，極易陷入缺乏安全感和方向感的“漩渦”之中。

　　三是預期過高可能導致的政府績效壓力問題。在社會層面和個體層面處于“正向預期”狀態的民眾比例分別為55.24%和44.35%，意味著半數左右民眾雖對現狀不滿，但卻對未來發展抱有著較高預期。良好的預期與充足的信心是社會發展的“潤滑劑”。許多后發展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即使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民眾仍可能對此持相當寬容的態度，因為當下境遇不佳者預期在不久的將來自身也能從發展中獲益，這被稱之為“隧道效應”。但如果這部分群體的預期不能得到實現，或實現程度不及預期增長程度，甚或一再落空，“隧道效應”便會急劇消減，進而發生逆轉，引發集體性的不滿。應該承認，民眾預期應該有一個合意區間，預期過低，會削弱社會發展活力；但不切實際的高預期，如果不能實現，形成的失落感會更加強烈，同樣不利于社會發展穩定。在調研中，有基層干部曾提出以下令人深思的問題“為什么社會保障越來越好，民生投入越來越多，群眾的滿意度卻沒有越來越高？為什么居住環境越來越好，物質生活水平越來越高，群眾的幸福感卻沒有越來越強？”不可否認的是，改革以來多數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同時也應看到，由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太快，民眾對生活改變的期望值越來越高，對獲得改善的滿足度卻不斷降低，由此導致政府的績效壓力越來越大。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夠永續高速增長，當經濟出現回落，“蛋糕”不再無限增大，民眾不斷高漲的預期不能得到滿足時，不僅會影響對政府的信任程度，甚至會動搖政府的績效合法性基礎。

　　概言之，民眾預期既不能過多超出社會實現能力，也不能低于現實境遇狀況。只有讓預期保持在一個張弛有度的合理區間，才能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穩定發展。對此，要進一步提振民眾的社會信心，可以針對不同的預期類型分類施力。

　　第一，防止“疊加效應”，增強社會地位不利者獲得感，實現共享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居民間收入差距水平亦不斷拉大，近年來一直處于0.45以上。這種狀況使得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群體不僅不滿于現狀，而且對未來發展改善的預期也信心消沉。應該意識到，差異性原則下的分配機制既要能夠起到激勵作用，也應該保證社會不利群體的境遇改善。對此，要通過制度安排形成公平正義的社會分配機制，進一步釋放改革發展的紅利并不斷惠及不同收入階層，增強社會地位不利者的獲得感，從而實現共建共享的發展格局。

　　第二，降低“相對剝奪效應”，拓寬社會流動渠道，實現穩定發展。當下，我們國家遠未形成一個龐大穩定的中產階層。在急劇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客觀上，處于經濟社會地位中間層級的群體常處于社會流動渠道“上升和下行”急劇變動的地位狀態；主觀上，中間層級群體的地位認同下移趨勢明顯，主觀地位與客觀地位常不相一致。由于中間群體處在既“患得”又“患失”的尷尬境地，使得其在與參照群體比較過程中，很容易產生“夾心”心態和相對剝奪感。當預期利益不能實現時，也更易對未來預期變得低迷和不確定。這些也警示我們，逐步實現社會結構向“橄欖型”轉變，就要著力培育社會中產階層，拓寬社會流通渠道，穩定現有社會中間群體，切實增強“夾心層”的發展信心和安全感，才能不斷激發社會活力，推動社會穩定發展。

　　第三，利用“隧道效應”，合理引導過高預期，實現有序發展。發展的過程是失衡與再平衡的過程，無可避免會觸及不同群體的利益。“隧道效應”因其可包容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從而有利于政府執政，但這種效應何時會減退或者徹底消失，則很難準確判斷。換言之，即使多數民眾對未來預期積極，但如果合理預期不能得到實現或過高預期超出政府滿足能力，很可能會發生逆轉。當下，我們既要充分利用“隧道效應”所形成的容忍空間，特別是對諸如物價水平、食品安全、環境質量、收入分配、住房等關乎民生的事項，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以多數民眾的合理訴求、正常期望和獲得感受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也要有序引導民眾的過高預期回落到合理水平，減輕政府“無限實現可能”的績效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