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副所長、教授 劉貞曄

21世紀全球政治經濟舞臺最重大的變化體現為全球發展領域的結構性變化。具體變化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發展中國家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逐步上升。目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已占到世界經濟總量的57%，占全球經濟增長的2/3以上。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開始成為全球發展融資、基礎設施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來源，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資金來源改變了對發達國家援助資金的依賴。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額幾乎相當于外商直接投資的4倍，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援助具有嚴重依賴性。但是到2015年，外來直接投資額已經超過發達國家提供的援助資金額4倍以上，由此帶動的對外貿易額更是高達官方發展援助額的43倍以上，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援助的依賴關系徹底翻轉，外來直接投資已經逐步替代發達國家的援助，成為發展中國家獲得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第二，發達世界在全球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面臨挑戰。文藝復興以來，西方世界裹挾著工業化和軍事征服的優勢，一直推動著世界沿著西方中心化的趨勢演進，但是這一趨勢隨著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對這種挑戰，西方學者提出了各種應對戰略，如亨廷頓提出了保持自身文明獨特性的文明孤立對策，基歐漢提出了維持制度霸權的戰略，米爾斯海默提出了全球均勢與遏制戰略，等等。但這些戰略對策都不能夠有效應對這種全球性大變革帶來的挑戰，其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于這種挑戰的非對稱性。

首先，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主要是一種自我發展型崛起、工業化崛起，而非對外擴張型崛起。目前，中國、印度、巴西的GDP總量排名分別進入前十。而回望2007年的世界經濟，中國經濟總量僅相當于美國23.7%、日本的75%，十年之后的中國經濟總量則上升為美國的63.1%、日本的2.51倍、德國的3.33倍，以及英國、印度和法國經濟總量的4.7倍，巴西、意大利總量的6.1倍，加拿大、俄羅斯的7.4和7.75倍。其次，這種挑戰主要是非軍事性的。當前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既非搞軍備競賽，也非與體系主導大國爭奪勢力范圍，更沒有哪個新興崛起國提出爭奪世界霸權的主張和行動。因此，西方體系主導大國的遏制策略較難找到用武之地，當然也就難以取得政策效果。再次，這種挑戰更像是一種非對稱性經濟挑戰。新興崛起大國與體系主導國和發達國家集團在人均GDP水平、人力資源稟賦、工業化主導性內涵以及商業模式競爭方面都不在一個競爭軌道上，但是卻在新一輪制造業工業化和商業模式競爭中對發達國家和體系主導國形成了挑戰。

第三，新一輪工業化進程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核心-邊緣”區位的顛覆。按照沃勒斯坦的“核心-邊緣”理論，發達國家地區在世界經濟中控制了生產、資本、技術和貿易，因而處于主導地位，成為核心區，發展中國家則成為依附于發達國家的邊緣區，以便獲得生產、資本、技術和貿易。但是今天非西方世界持續性發展和崛起為沃勒斯坦的理論帶來了不同的解釋：西方發達國家擁有太多的過剩資本需要尋找投資機會，其制造業因高昂的人力成本和福利成本需要產業轉移，其發達的技術需要找到市場以換取市場價值，貿易商也需要找到貿易商機。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新一輪工業化浪潮恰好提供了這些機會和條件：首先是發展中國家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擺脫殖民統治獲得獨立之后，經過幾十年的國家建設走上了政治穩定，并能夠提供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比如義務教育和交通等最起碼的基礎設施。合格而又廉價的勞動力只有在新興工業化國家才能夠找到，這是制造業產業和生產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原因。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帶來了巨大的投資機會和廣闊的市場需求，特別是工業化帶來了龐大的資本需求、生產（原料、能源、設備、技術）需求、基礎設施需求、貿易需求等等。盡管發展中世界的新一輪工業化主要還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工業化，但是其所具有的人力優勢，工業化起飛所造就的大規模生產和消費需求優勢，工業需求和投資需求的優勢等等，將發展中世界打造成了世界經濟中新一輪工業化的核心區、動力源和世界生產的核心需求區。

這一系列的變化，對中國的發展和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帶來機遇與挑戰，我們要積極應對。

第一，繼續堅持對外開放，堅持多邊主義和互利共贏的外交合作道路。四十年對外開放的經驗說明，對外開放具有學習的功能和合作的功能，目的都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我們在四十年的對外開放中，學會了與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學會了與所有發達國家以及主要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多邊組織開展合作，在對外合作中我們獲得了寶貴的技術、管理經驗和開放包容的外交合作藝術，今后我們將繼續發揮這種改革開放精神。

第二，抓住新一輪工業化的歷史機遇，堅持推進和引領新一輪工業化發展。新一輪工業化在范圍、程度和規模上顛覆了傳統工業化的效應和發達國家在其中的支配和主導地位。有些經濟學家把新一輪工業化引發的全球化模型稱作“雙回路”模型，即發達國家與中國等新興大國形成了較高技術、貿易和投資合作層級的回路，其中中國處于回路的較低層級。同時中國等新興大國又與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形成了技術、貿易和投資回路，其中中國處于核心地位，位于較高層級。傳統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核心-邊緣”格局在新一輪工業化和全球化中被顛覆和重構，說明了兩點：一是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貿易和投資合作仍然是在工業化中獲取自我提升的關鍵路徑；二是中國現在新一輪工業化和全球化中所處的位置能夠在南南合作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新一輪工業化不僅僅是所謂的工業化4.0，還有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工業化所需要的傳統制造業工業化。中國在與發達國家就工業化4.0做出妥協性合作的同時，還具有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推進傳統制造業工業化的巨大歷史機遇。只要我們在 “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建設中堅持符合我國國力承受能力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需要的合作道路，中國就能夠在新一輪發展國家群體性工業化中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

第三，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新型發展融資機制建設，著力推動構建發展命運共同體。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被西方世界界定為是一個民主化問題，是向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靠攏并趨同的問題，發展中世界也大都采用了西方式民主政體。但是發展問題是一個綜合性的復雜工程，西方式民主化并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真正意義上的發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只有靠自己結合自身國情不斷探索，才能夠找到自身的發展道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將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結合起來，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實現了傳統制造業的工業化，并奮力挺進新型工業化的進程中。今天我們通過倡導“一帶一路”建設和建立新型發展融資機制，將自身的發展經驗和發展能力與世界各國分享，通過各種形式的發展融資和發展合作，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結成發展能力共享的共同體，推動實現全球更大范圍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本文為“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大精神”國家社科基金專項課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基礎理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VSJ002；文中主要數據大都來自IMF和世界銀行，個別數據來自商務部網站公布的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