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 尹稚

　　無論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還是雄安新區的建設，都是中國進入城市社會形態高級發展階段的標志，此階段最核心的思想是區域協同。

　　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走過小中大城市等不同階段，也產生了一批超大城市（或大都市地區）。當下所采用的單核心無限放大模式（即老百姓俗稱的“攤大餅”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攤大餅”帶來的功能過度聚集、通勤條件惡化，環境質量下降等一系列“城市病”，不僅引起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密切關注，也事關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過度集中產生了不平衡，中心城市與周圍區域發展的反差日益加大，導致周邊地區發展的不充分。如何緩解“城市病”，甚至是避免“城市病”的產生，全世界的實踐選擇了一條共同道路——打破原有固化的行政邊界，在區域范圍內實現城市職能分工，均衡生產力、人口和公共服務供給的空間布局。這種發展模式是解決十九大提出的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重要抓手。

　　近期批復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詳細規劃》、《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均嘗試緩解、克服中國當前社會存在的主要矛盾，試圖作出新的努力和嘗試。中國作為一個廣域人口大國，不同地區的城市化形態并不相同，聚焦到京津冀地區，既有京津冀城市群的遠景設想，也有大首都都市圈工作抓手的現實考量。雄安新區作為京津冀城市群未來的重要支點和大首都都市圈的核心部分，其價值不言而喻。

　　當前，公眾對雄安新區的建設寄予厚望，已公布資料明確雄安新區會以高標準進行建設。雄安新區推動未來中國城鎮化進程高質量發展的最核心問題和最需要突破的地方，在于將雄安新區打造成為我國制度創新的高地。巨大成就充分證明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最大的進步是制度創新。制度是建立和調整生產關系的工具，而建立和調整生產關系的目的是為了釋放新的經濟動能，激發新的生產力，建立更安定的社會形態，讓百姓過上更美好的生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所指出的“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下是一個激烈變化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焦慮的時代。這種焦慮源于過往我國所依賴的生產動能正在逐漸失效，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力不從心，最大的生產要素——人口的紅利發生了格局性變化，土地紅利也面臨新的發展瓶頸。在此背景下，真正需要的變革正是通過創新制度再次調整生產關系，其包括人口政策、土地制度、經濟要素配置方式、政商模式、發展理念、代際關系等一系列調整。雄安新區將成為未來制度創新的試驗田。正如改革開放初期的深圳，在一張白紙上白手起家，放開手腳創新制度。

　　改革開放后，中國涌現了大量新城新區建設，而雄安新區與以往新區的最大不同在于時代要求的不同。上一代新城、新區應對的是中國工業化的爆發式增長，所以會呈現出GDP導向、規模導向等鮮明特征。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進入了生態文明時代和后工業化時代，這個時代的特征是社會經濟的發展動力日趨多元化，不再以傳統工業經濟為核心（或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為應對人民日益增長的、更廣泛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將會產生大量新的經濟動能，這也是中央所倡導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既有傳統需求的升級換代，也有面對日益涌現新需求的拾遺補缺。這也是為什么城市化進程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機遇。

　　在生態文明時代，雄安新區將探索未來城鄉發展的新模式。改革開放前40年，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舉世矚目，中國也成為亞洲乃至世界城市化進程最快的國家之一。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埋下了很多危機伏筆，在生產、生活、生態三者的關系上存在大量不協調的跡象。在生態文明時代，生產依然要繼續發展，以保證社會進步的基本動力和活力；生活品質仍將進一步提升，以增進百姓的幸福感與家園感。兩者的發展提升與工業文明時代最大的不同在于需要顧及生態承載能力，應逐步形成生態保護、保育、修補的思想。如果只顧及生產、生活的發展，守不住生態底線，發展將不可持續。雄安新區將成為理順“三生空間”關系的理想實踐場所，既有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要求，又面對現有生態本底條件并不樂觀的現實。這也是為什么雄安新區的發展與以往新區建設不同，不從修路架橋等傳統方式入手，而是先從生態修復和治理入手。

　　雄安新區未來發展與以往城市建設的另一大不同，在于其規劃建設與數字中國、數字經濟、智慧社會的興起同步。因此新區在謀劃過程中不僅關注傳統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也花費了大量精力關注在智慧化、數字化時代的新機遇。從新區的規劃到實施的進程在三個領域與傳統城市不同。一是建立健全大數據輔助科學決策和社會治理的機制，推進政府管理和社會治理模式創新；二是構建企業全生命周期服務體系，打造成為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高地；三是構建數據驅動的家園服務體系，打造奮斗者的理想家園。這三點改革應與當下時代的技術進步密切結合。

　　回歸城市規劃行業，城市規劃與城鄉發展有若干永恒的議題，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中對很多永恒議題有新感悟和新探索。

　　1）集中與分散。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類聚居環境從鄉村形態轉變為城市形態，兩者最大的差異在于人類以更少的土地承載更高密度的居住和更高強度經濟活動，這是從分散到集中的過程。集中意味著效率，但集中到一定程度后人類開始懷念鄉村，其本質是懷念分散時代生活的舒適與安逸。自現代城市規劃理論、制度和技術體系誕生，人們一直在尋找集中與分散之間的平衡。從200多年前的田園城市到近幾十年全球對“大城市病”的反思都是在尋找二者的平衡或是在化解過度強調效率優先所帶來的負外部效應。雄安新區將持續探索效率與舒適這桿天平的支點，在保證城市效率有效發揮、資源高效利用、節約能源、推動經濟增長、完成社會組織建設的同時，又不把效率作為唯一標尺。在城市建設中融入大量宜居、舒適生活、美好家園等概念，試圖在集中與分散之間求得新平衡。

　　2）融合與隔離。城市由很多功能板塊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人的幾大主要活動，生產活動、生活活動、休閑娛樂活動等。如何安排這些功能，1933年《雅典憲章》發布后，全球城市走了很長時間的功能主義道路。為了減少不同功能之間的相互干擾和潛在的行為沖突，普遍選擇功能分區、空間相對隔離的發展道路。但當今時代城市功能被不斷放大，乃至放大到區域尺度時，這種以空間隔離為手段布局功能板塊的做法產生了明顯的弊端。城市效率在逐漸下降，不同功能區之間聯系的成本逐漸上升，通勤條件逐步惡化。八九十年代后，全球重回倡導城市功能混合的時代，由于生產活動發生轉變，特別是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的負外部效應極小。即使是傳統意義上的制造業由于工藝過程改進環保水平提升，也早已不再是烏煙瘴氣的形象。所以首先出現了生產生活重新融合的現象，在若干平方公里范圍內實現小分隔和大融合，這種融合會創造出短距出行城市。歐洲近些年的生態城市實驗并非從種花草等環境改善手段入手，而是從創造短距出行城市入手。在提升效率的同時創造更理想的生活、生產之間的聯絡與通勤模式，降低交通能耗。當前對我國霧霾起因的共識也認為機動車和長距通勤交通為主要誘因。如何用好雄安地區藍綠交織的自然本底條件，使得生產、生活、休閑娛樂在不同組團與社區中實現更高強度融合。未來雄安新區可能不會存在傳統城市中常見的單一功能分區，代之以大量社區、組團的多功能共同發展和混合利用。

　　3）空間與場所。空間是一個物理性概念，附加以人的活動后才能被稱之為場所。人類創造空間的目的不是為了讓空間本身五花八門、標新立異，而是為了建立空間與人的行為活動之間的密切關系，把空間變成宜人的場所。雄安新區的建設對此有很多探索。過去單純以管理、建造方便為目的建立的規范標準都將被重新審視。重新衡量其與人類行為之間的關系，是否有利于人的健康、安全、快樂、享受等。這些探索會使得未來雄安新區的空間形態更加人性化，更加符合人體工程學的基本特征，更加符合人的良好心理感受，更加符合人的正能量精神需求。

　　4）棲身之地與精神家園。近兩年媒體經常引用“城市是詩意的棲居”。如果只滿足棲身之地，正如五十年代在艱苦奮斗時期所提出的“先生產后生活”，大量投資進入生產環節，生活空間僅為滿足基本功能的住房，這不是當代人應有的正常生活狀態。黨和國家強調要讓老百姓在改革開放中有更切實的獲得感和幸福感，衣食住行與此有最密切的關系，但并非簡單的功能性滿足即可。在雄安新區的探索中，會深入挖掘人性本身和百姓日常生活需求。雄安新區提出“打造奮斗者家園”并非是簡單的棲身之地，而是在滿足物質空間需求的基礎上滿足更高層面的精神需求。既來自于公共服務體系的高標準建設，也來自于物質環境打造過程中文化要素的注入，實現生活高質量、文化高品位。

　　當前，雄安新區的很多設想尚處于策劃與探索過程中，距離設想一步步實現仍需2-3年的時間，而探索與實驗在實踐中得到檢驗、修正和認同恐怕需要更長時間。但筆者認為，至少到2035年，當前的大部分設想將有較為全面、完整、真實的落地體驗，屆時理論技術推演與實踐的實際效果也將得到更真實的校驗。如果證明理論與實踐是成熟優秀的，雄安新區將如其建立的初衷一樣，成為中國城市的出色樣板。出色樣板不應是完全依靠政府財政投資建設完成的，必定是在公共財政投資的引導下，形成對社會資本、市場力量的巨大吸引力，同時將生活在這里的人從新移民、過客轉變成為真正具有歸屬感的永久居民。只有滿足上述三個條件，才能將雄安新區稱之為中國城市的出色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