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研究員、金磚國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王磊

　　G20領導人第十三次峰會將于11月30日至12月1日舉行，習近平主席將出席。作為當前全球經濟治理的最重要平臺和世界主要大國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多邊機制，G20機制的發展變遷反映了近20年來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度調整。G20領導人峰會機制自2008年11月首次召開以來，就對世界經濟增長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帶來重大影響，并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尤其是自2014年底以來，經濟全球化日益遭遇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嚴峻挑戰，多邊主義和開放型世界經濟面臨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與排他主義的更大沖擊，在這種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之下，G20機制雖然仍保持其非正式國際機制的根本特點，但也經歷了從危機應對機制向全球經濟長效治理機制的重要轉型。二十年來，G20的發展經歷了一系列的深刻演變。

　　第一，從應對危機的臨時論壇轉型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長效機制。G20是典型的危機應對狀態下“刺激-反應”原理的產物，是為了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召開首次部長級會議，商討如何加強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間的金融政策協調與溝通。2008年，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嚴峻挑戰，部長級會議升級為領導人會議。在此過程中，G20成功地轉型為就宏觀經濟、金融、就業、貿易、發展等重大議題進行溝通，并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向更加公正、均衡、可持續方向變革的長效機制。今年G20領導人峰會的主題是“為公平與可持續發展凝聚共識”，主要活動包括三個階段會議和一場領導人閉門會議，將主要討論世界經濟、貿易和投資、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基礎設施和氣候變化等議題。

　　第二，從“集團化”的大國協調蛻變為碎片化的多方博弈。G20自誕生以來，其成員構成呈現出鮮明的“集團化”和“陣營化”特點，雖然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但是其政策立場和溝通路徑基本上分化為“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發達國家集團，包括七國集團、歐盟和澳大利亞，在G20領導人峰會前夕會舉行七國集團峰會，代表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政策立場；“第二世界”是金磚國家，由世界上最主要的新興大國組成，并在G20領導人峰會期間舉行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協調內部政策立場；“第三世界”是G20的其他成員，其構成較為復雜，政策多元而分化，是其他兩個集團激烈爭奪以支持自己政策立場的一個中間地帶。長期以來，G20的政策溝通基本上都是上述三大陣營在大國協調原則下展開的，融合了各方政策立場形成具有一定包容性的全球方案。

　　但自從2014年底以來，世界經濟明顯復蘇的同時，日益呈現出不平衡發展的態勢，且分化更趨加深.因此，G20中長期存在的“三個世界”逐步分裂并重新調整，各成員之間圍繞不同的政策領域組成了交叉復雜的“政策聯盟”，相互之間的博弈更趨激烈。首先，發達國家整體上擺脫了2008年金融危機最為緊迫的階段，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強大外在壓力已然消失，美國和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都實現了強勁經濟增長.反之，金磚國家為代表的多個新興經濟體則幾乎同時放緩了經濟增長，甚至阿根廷、南非、俄羅斯、土耳其等國還遭受了嚴峻的金融波動和資本外流。其次，發達國家集團和新興國家陣營內部也都逐漸分化，G20成員的多元化進一步加劇了復雜局面。特朗普政府在“美國優先”政策指導下，對外執行的“無差別”貿易糾紛政策，甚至導致發達國家集團在2018年6月于加拿大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期間發生了嚴重對立。新興經濟體中印度、中國仍保持中高速增長，而除此之外的其他成員則普遍面臨促改革、調結構、保增長的轉型難題。

　　第三，從專業性強的全球金融治理轉向綜合性的全球宏觀經濟治理。G20的誕生和升級都是源于金融危機，是為了應對區域金融危機擴散和全球金融危機挑戰的需求，因此，在相當長時間內，G20的政策關注都聚焦于金融治理，具有鮮明的金融專業特色，不僅包括在宏觀層面要推動全球金融治理架構改革和增強全球金融穩定，也包括在微觀層面加強反避稅合作和落實巴塞爾協議。在機制層面，除了領導人會晤機制之外，G20最重要的溝通與協調平臺是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以及與此相配套的副手會議和專家會議，這些會議甚至一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春季與秋季年會期間舉行。

　　但是，G20的成員國畢竟都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自從確立了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的方向之后，二十國集團已經正式確定了作為全球經濟治理首要平臺的地位，其政策覆蓋已經遠遠超越了金融領域，而是更加關注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力求構建一個基于規則的、具有高度包容性的、透明的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G20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推動下，也逐步關注全球發展議題，在推動全球經濟實現更加均衡發展、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目前的G20，在貿易、投資、就業、反腐敗、基礎設施、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等宏觀經濟政策的方方面面都正開展更多磋商與溝通，因此，將G20類比為“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聯合國安理會”一點都不為過。

　　第四，從最高領導人層面做出政治決斷向專業技術層面進行官僚磋商的回歸。在金融危機造成的巨大壓力面前，G20自從實現了從部長級會議向峰會的升級以來，各國領導人在峰會期間直接就應對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政策進行交流對話，進行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并爭取在會議期間做出決策，為應對危機而做出政治決斷表現為“議行合一”的特征，并且能夠做到高效落實，爭取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但是，由于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特別是由于G20仍然保持著非正式國際機制的特性，G20的峰會轉變為各國領導人進行交流對話的論壇，弱化了做出政治決斷的重要職能。此外，由于G20關注的議題日益微觀化和技術化，在打擊稅基侵蝕和防范利潤轉移、促進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反腐敗與避稅天堂等具體議題下，部長會議及其相關配套會議也進一步提升了專業官員工作磋商的重要性。

　　認識到G20的上述變化對于更好地發揮其作為全球經濟治理最主要平臺的作用至關重要，對于東道國積極發揮協調溝通作用促進峰會達成廣泛共識更具實踐價值，這對于擔任G20主席國的發展中國家就具有更大的意義。如何在世界經濟繼續快速而深刻變化的背景下，促進各國經濟實現更強勁增長，更有效地推動全球經濟朝向更加公正、平衡、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構建一個更加包容的開放型世界經濟，成為了今年G20領導人峰會的歷史責任。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金磚國家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8BGJ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