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確定的世界格局中尋找中國的確定性

——“坐標2018”名家圓桌“重新思考中國方位”論壇在北師大舉行

光明網訊（記者蔣正翔　武鵬飛）11月27日，由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主辦的“坐標2018”名家圓桌“重新思考中國方位”的論壇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行。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張曙光教授，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一級教授韓慶祥，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趙世瑜，全球化智庫（CCG）主任、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王輝耀，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中央編譯局研究員、中央編譯期刊出版社管理中心主任薛曉源，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張建華，云南大學特崗教授方鐵，東北師范大學亞洲文明研究院院長、歷史文化研究院教授趙軼峰，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陶文昭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泮偉江副教授，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樞紐》作者施展副教授等專家參加活動。

活動上半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哲學研究》主編崔唯航主持，下半場由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沈湘平主持，并致閉幕詞。沈湘平表示，當前我國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究竟處于何種歷史方位？未來何去何從？這些重大變化的實質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甚至是憂慮。為此，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計劃連續舉辦三場“坐標2018”名家圓桌，分別是第一場“重新認識全球化”，第二場“重新思考中國方位”，第三場“重新審視知識分子”。他強調，名家圓桌的邏輯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思考中國處于一個什么方位，知識分子能做什么，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去做。

光明網摘編專家的部分精彩言論，以饗網友。

主動對外開放才能掌握現代化的主動權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　張曙光

張曙光認為從歷史事實來看，中國從中國之中國發展成亞洲之中國，所依靠的確實是自身的力量。這一時期，中原地區之所以成為全國的中心，是因為在黃河長江流域不斷發達起來的農業文明和以此為基礎的大家長式的集權政治展示出巨大的自足性、吸引力和控制力，并且在乾隆時期達到了頂點。中國進入近代，從亞洲之中國轉向世界之中國時顯然不是主動而是被動的，是被西方列強強拉硬拽地拉進近代世界或現代世界。換而言之，傳統中國和整個東方世界一樣，是被一個真正的世界性潮流代入到現代世界之中，我們原來處于這個潮流的邊緣，而被卷進這個潮流之時，原來傳統的一整套半自然的生存方式，和一整套的權力系統和觀念系統受到嚴重的沖擊，甚至難以為繼。

他強調，這就要求中國必須對世界開放。事實上，只有當我們從被動地卷入現代化潮流到主動地投身于現代化事業的時候，現代化才不再是外在于我們的或者我們偶然遇到的東西，不再只是屬于他人的東西，而作為我們自身的、內在的、必然的東西展示出來。也就是說，現代化不僅是別人的發展，也正是我們自己的發展。

當代中國發展方位的五層內涵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一級教授　韓慶祥

韓慶祥首先指出，歷史方位非常重要，是涉及我們今天實踐和立論基礎的問題。他從歷史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分析框架出發，把當代中國發展的方位概括為中國由大國成為強國、走進世界歷史的歷史方位。包括五個方面的內涵：第一，當代中國正步入發展起來以后的歷史方位。第二，當代中國正處在整體轉型升級的歷史方位。第三，當代中國正處在由大國成為強國的歷史方位。第四，當代中國正處在日益走進世界舞臺中央的歷史方位。第五，當代中國正處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歷史方位。

韓慶祥特別強調，當代中國正在進行的偉大斗爭的挑戰性可以用三個“四”來概括：四大考驗，即長期執政的考驗、改革開放的考驗、市場經濟的考驗、外部環境的考驗；四大危險，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個偉大，即實現偉大夢想、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這三個“四”意味著中國發展起來以后問題更嚴峻、困難更多、風險更大、矛盾更復雜，在這個狀態下，對我們精神狀態的要求就是必須要進行許多新的具有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振興中國絕不能以城市化為唯一目標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趙世瑜

趙世瑜以歷史學者的視角，回顧歷史，探討了中國鄉村之于中國方位的重要意義。他認為，隨著城市化的擴展，鄉村作為中國文化的孕育和歸宿，已被城市取代。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城市病”，不全是西方發達國家“城市病”的拷貝，也是傳統鄉村凋敝的結果。當前的發展態勢是以特大城市為中心，向省會城市、地級市、縣城呈一種漣漪狀擴展的態勢，這樣的態勢背后，實際上是鄉村的“空心化”，“城市病”問題的背后正是鄉村“空心化”的問題。我們應認識到，中國文化傳統和社會組織延續、再生的原理和機制是從鄉村創造出來的，為鄉村吸引城市人口提供服務，振興中國絕不能以城市化為唯一目標。這既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根本意義所在，也是我們向世界文明提供一種中國治理模式的意義所在。

推進新型全球化，構建全球治理的2.0版本

全球化智庫（CCG）主任、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　王輝耀

王輝耀從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爾博格陷阱”出發，認為現行國際秩序是由美國主導的，是全球治理的1.0版本。隨著國際格局的演變和發展中國家的崛起，越來越多的國家要求完善國際秩序，推進新型全球化，構建全球治理的2.0版本。王輝耀就此提出五方面的建議：第一，要充分發揮海外華人資源優勢；第二，推進亞洲經濟共同體建設；第三，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第四，完善和創新全球治理體系；第五，加強中美合作。

國內快一點，國際慢一點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　金燦榮

金燦榮從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理解出發，對中美關系、中國方位進行了深入解讀。在他看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首先是指東西方力量平衡開始發生根本變化，西方不能再獨霸；第二，西方內部的價值觀和制度安排等出現問題；第三，人類正在經歷第三次工業革命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轉換期，給世界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

決定國家命運的最關鍵能力是工業能力。金燦榮指出，今天中國最主要的一個定位，就是中國是一個實現了工業革命的國家，“新中國最偉大的成就就是讓中國實現了工業化”。中國只要繼續保持政治穩定，經濟和科技快速發展，外交上積極穩定、行穩致遠，就能在這樣一個越來越不確定的世界格局當中保持確定。他形象地比喻說，中國最重要還是搞好家里的事，國內發展快一點，在國際可以慢一點。

理解全球化給人類帶來的顛覆和風險

中央編譯局研究員、中央編譯期刊出版社管理中心主任　薛曉源

薛曉源是從事全球化研究較早的國內學者，他圍繞全球化研究的歷史階段、分析盤點以及困惑作了分享。結合在歐洲的見聞和感受，薛曉源重點談了自己對于全球化的新困惑：第一，速度成為全球化或者現在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尺度，全球化使人類生存方式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和顛覆；第二，在工業文明帶來大量的好處之后，人類的靈魂如何棲居；第三，人類的同情感逐漸喪失，全球化使世界成為一個風險世界，誰也不能置于風險之外。他強調，對全球化的追問、深思和反思，對于人類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老莫”餐廳，從政治符號到文化符號的轉變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張建華

張建華從歷史學的研究案例出發，做了“老莫”餐廳如何從政治符號轉變到文化符號的演講。在他看來，“老莫”餐廳的變化不僅反映了中蘇、中俄關系的變化，不僅是吃的歷史、餐廳的歷史，實際上也是中國現代史的組成部分。在此基礎上，他分享了對中國自身變化以及中國在世界方位的思考。

“老莫”餐廳它的本身的形象變遷，也反映了中國人特別是北京人對本民族文化、對北京文化的一種思考和定位。北京是首善之區，從歷史和文化的視角來看，這個“善”大概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結合；二是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碰撞；三是民間文化和官方文化的碰撞。

要用文明視角研究中國歷史的發展

云南大學特崗教授　方鐵

方鐵指出，研究邊疆歷史，對于治國理政特別是邊疆民族地區的治理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邊疆地區不僅是中國對外交往的門戶，是重要的國防前哨，而且資源非常豐富，消費潛力巨大。我們重視邊疆、開放邊疆，對于推動協同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面，都有著重要意義。

他強調，要用文明視角研究中國歷史的發展，研究中國與東亞地區乃至和世界各國文明的關系。在他看來，農耕文明、游牧文明、山地文明在是古代中國和東亞地區共存的文明形態，中國歷史的演進是以三大文明的關系為線索展開的。以文明及其相互關系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歷史演進，明顯有別于階級斗爭、民族關系的視角；采用文明及其相互關系的視角，將使關于中國問題的研究，實現歷史、現實、未來的結合，也將有助于推動人類文明共同體的研究和構建。

中國尚處于鴉片戰爭以來的長久過渡之中

東北師范大學亞洲文明研究院院長、歷史文化研究院教授　趙軼峰

趙軼峰認為，鴉片戰爭以后到今天，可以被稱為一個長久的過渡。實際上，鴉片戰爭帶來的轉折不僅是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歷史上看更是千年以來之大變局。這是因為，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在2000多年的歷史中，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制度和體系變革，而鴉片戰爭是15世紀以后，在全球普遍聯系的最后階段，中國和西方發生的直接沖突，這是過去千年未曾發生過的。要在全球關系體系中重新界定自己的生存方式，也就是重塑一種新的中華文明，這是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實際上所面臨的總體歷史使命。

在他看來，我們現在還處于長久的過渡中，還沒有進入一種穩定態，還在重新勘定我們的位置。作為一種后發現代性，中國要更多地把沒有完成的文化發育出來，在文化上提高自己的地位，在世界上樹立一個榜樣。

重新認識世界、認識中國需要走出奇怪文化的禁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泮偉江

泮偉江指出，重新認識世界、認識中國要走出奇怪文化的禁錮，一是民族主義的情緒、受難的情結，二是知識上的缺位。在他看來，要重新認識世界、認識中國，前提是我們必須對世界擁有比較準確的認知，有一個比較完善的、不斷更新的知識體系、概念和框架，然后我們再通過這個知識體系理解世界的時候，才能真正看清楚中國當下究竟是處在世界中的一個什么位置。

借助新史觀思考中國方位

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樞紐》作者　施展

施展認為，要思考中國方位，就必須看清楚中國當下在哪里，必須說清楚中華民族是誰、從哪里來，中國歷史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是什么關系等問題。他由此提出一種新史觀，認為古代中國是由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多種空間結構和自然形態組成，古代中國史也是由每種自然生態下面所特定的經濟形態、社會形態、倫理形態、道德形態、政治組織形態等一系列區域形態構成的。這些區域之間形成多元互構關系，互相生成，互為意義，相互依賴，以至于脫離開一方完全解釋不了另一方，共同構成了一個體系。所謂古代中國史，就是這樣一個體系的演化史。

總結改革開放40年經驗的四個原則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陶文昭

陶文昭從四個方面總結了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和原則。一是實事求是；二是以人民為中心；三是一以貫之；四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陶文昭強調，改革開放真正的動力在人民群眾、人民智慧。我們在推進改革開放，應對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問題時，必須既要講頂層設計，也要講基層活力、人民首創。

[責編：鄭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