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出版社副社長 胡敏

　　2018年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40周年。四十年前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頭版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文章雖然篇幅不很長，卻產生了石破天驚般的影響。文章指出，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篇宏論很快引發了一場全國范圍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對中國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這篇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的文章的時代價值，就在于拉開了中國思想解放的序幕，為中國選擇改革開放的道路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直接成為撬動改革開放的思想杠桿。就此，改革開放成為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讓中國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狀態到全方位開放狀態的偉大歷史轉變，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了時代。

　　40年彈指一揮間。回溯40年中國改革開放偉大進程，首先需要我們認識當年開啟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

　　從當時的國內背景來看，經過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黨和人民事業遭到嚴重挫折和損失。從當時的國際背景來看，20世紀70年代世界范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著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

　　當年的現實表明：中國必須通過改革開放，才能增強社會主義的生機活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必須通過改革開放，黨才能帶領人民趕上時代前進的滾滾洪流。回顧這40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進程，綜合各方面學術觀點，結合過往重要歷史事件和重要時間節點，可以將這一歷程劃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開放起步探索階段。

　　這一時期是改革開放的思想準備和試點探索階段，時間段主要在上世紀80年代，以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為起點，以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改革開放此后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源于這次轉折了中國命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這次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做出“把全黨工作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自此，整個國家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改革開放新時期正式開啟。改革首先從農村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起源于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自發實行“包產到戶”，農民的創造力和農村生產制度的變革，極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為確立改革開放國策作出重要的實踐鋪墊。1984年10月，黨中央頒發《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改革的重點開始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城市改革從擴大企業自主權實行企業承包制入手，進行兩權分離、利潤留成、利改稅、轉變企業經營機制等專項改革試點，后來進一步在國營企業探索開展資產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企業所有制改革，企業改革漸次展開。與此同時，有著“改革試管”美譽的深圳蛇口樹起“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廣告牌，拉響了“沿海改革開放第一聲炮響”，對外開放便從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起步。隨后，“三來一補”等合資合作企業在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快速發展。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改革的重點又從微觀經濟領域擴展到市場領域、宏觀管理領域、科技教育領域以及更廣泛的社會政治生活領域，改革探索的深度、廣度和覆蓋面都較前一時期顯著擴展。

　　第二階段：改革開放加快展開階段。

　　這一時期是改革開放的理論創新、擴大試點和由點及面階段，時間段主要在上世紀90年代。在上世紀80年代探索試點改革的基礎上，這一時期的改革集中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進一步擴大開放領域。

　　經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短暫的經濟環境治理、經濟秩序整頓的過渡期，以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為標志，澄清了一個時期思想理論界關于“姓社”“姓資”問題的爭論，確立了“發展是硬道理”“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的基本經濟改革思路，中國的改革事業得以更健康、更穩妥、更順利地向前推進。1992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指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又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起基本框架，這表明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了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核心內容的綜合改革階段。這個時期的改革集中在要素市場和宏觀管理體制領域，我國資本市場開始建立，財政分稅制改革、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分立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陸續展開，國有經濟股份制改革逐步提速，非公有制經濟加快發展。開放也由沿海地區向沿江、沿邊內陸地區廣泛推進、漸次開花。特別是啟動上海浦東的開發開放，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新的牽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