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津市委黨校黨建研究所副所長、教授 張亞勇
一段時間以來,西方“黑犀牛”“黑天鵝”事件屢屢發生,各種歷史性問題和現實性問題相互交織、層出不窮。“西方之亂”呈現出持續惡化、愈演愈烈之勢,對世界穩定的也造成沖擊。
“西方之亂”是西方國家各種矛盾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是由經濟、政治、人口、倫理等多重失衡造成的必然結果。馬克思主義為我們觀察分析紛繁復雜的社會政治現象提供了科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審視西方世界各種亂象,能夠在看似偶然的事件中,發現相同的必然性根源。
一、經濟發展失衡導致逆全球化之亂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因此,在經濟發展順利的情況下,西方國家中的多元利益能夠相對平衡,社會政策運行大體穩定。一旦經濟走衰,福利大幅下降,被經濟發展掩蓋的各種深層次矛盾就會暴露乃至激化,使得西方國家亂象頻生、麻煩不斷。
從國際維度看,在全球化的分工和貿易體系中,各個國家(包括西方國家內部)之間發展并不平衡。美國、日本、德國等傳統西方發達國家雖然維持著經濟大國地位,但較之于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其經濟體量所占比重不斷下降。大國經濟地位的相對變遷,使得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重新抬頭,逆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特朗普政府認為,經濟全球化削弱了美國的相對優勢,對其一超獨霸地位產生了強烈沖擊,使美國不得不面對由于商品輸入、移民涌入、制造業外移等帶來的就業壓力、經濟下滑等問題,嚴重損害了美國自身利益,因此不愿意再為全球貿易提供公共產品,并在經濟上推行貿易保護政策和單邊主義;在與中國進行大規模貿易沖突的同時,不惜對自己的西方盟友下手,單方面采取貿易保護政策,引起其他國家的強烈不滿和嚴重對立,把逆全球化思潮演繹到新高度。
從內部維度看,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既實現了資本要素的全球配置,也會因為不同社會階層的收益不均,產生新的兩極分化和貧富差距問題。資本要素全球化配置通常會使投資者、高級管理層、金融機構等社會集團相對獲益,但對中產階級、工薪階層、普通制造業等社會集團則可能產生不利影響,帶來失業、收入下降等利益受損問題,導致“富者越富、窮者越窮”兩極分化現象。不同社會階層的收益不均衡,不僅構成了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國家繁衍的社會基礎,也成為了“西方之亂”賴以發生發展的溫床。
二、民主政治異化導致社會治理之亂
馬克思社會治理思想是以國家、市民社會和人民為治理主體,在遵循人民主權、社會公仆、議行合一、廉價政府等原則的基礎上,通過社會政策的制定、社會治理的監督、利益關系的協調、公共服務的提供,來滿足人民的教育、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等需要,從而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實現社會的自我管理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
但在現實中,民主在西方國家被嚴重異化。首先,西方國家政黨本質上是為壟斷資本服務的政黨,只能代表各自不同群體的利益,不可能制定出代表國家整體利益的社會治理政策。面對日趨復雜多變的全球性治理問題,西方國家常常會因為政黨之間和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撕扯,很難給出快速正確的治理辦法,使民主與公眾治理預期相去甚遠。其次,在選票政治壓力下,西方政黨往往會忽略國家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極力討好迎合部分選民的短期需求,極端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很難受到制衡,大大削弱了西方國家的治理能力。最后,形式上“遵從民意”的各種公投,事實上也已經異化為一些國家政府政黨逃避治理責任的方式,削弱了這些國家政黨整合協調社會不同群體利益的能力。民主異化凸現了西方國家社會治理能力的嚴重不足,產生“西方之亂”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倫理價值觀錯位導致共享合作之亂
馬克思反對西方國家的霸權擴張和殖民活動,希望建立相互合作、講道德的國際社會,希望以正義價值倫理為取向。他認為,合作是人在社會實踐中的普遍行為,也是人類社會之所以延續和發展的秘密所在。
西方國家大多倡導消極國家觀,強調權利優先、義務在后,認為國家的作用只是維護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實現。為了實現自身權利和自由最大化,他們往往會持零和博弈思維,犧牲他人利益,造成各族裔、不同階層、不同國家之間的矛盾與隔閡不斷加深,難以通過合作實現共享雙贏,彼此對立、相互排斥事件明顯增多。隨著不同國家之間發展越來越不均衡,西方國家內部矛盾增多,利益沖突不斷。為了優先保障本國利益,以美國為首的許多西方國家置共同面臨的議題于不顧,奉行“本國優先”原則,采取有損他國利益以及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決策和政策,引起其他國家的不滿和報復,大幅降低了國際合作效率,使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議題久拖不決,走入越拖越亂、越亂越拖的惡性循環怪圈。
總之,“西方之亂”看似偶然,實則必然,是西方國家各種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與之相反的是,迅速發展的中國不斷邁上新臺階。黨的十九大以來,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關系,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無疑為解決全人類共同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從這個角度來說,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性出場和中國方案的積極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