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王友明,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研究所博士 王慧芝
當前,全球治理前所未有地被置于中國外交的前沿核心位置。全球治理緣起于全球化進程并由學術理念逐漸成為諸多國家的多邊主義政策選項,它不僅在西方世界有不同的語境和解讀,而且在發展中國家更有不同于西方且根植于自身利益的詮釋和考量。
一、歐洲的“全球治理”和美國的“治理全球”
全球治理發端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德國,并隨著《天涯若比鄰》一文而名躁全球,但在西方世界,全球治理卻有不同的“禮遇”。在發源地歐洲,無論是學術層面還是政府層面,全球治理被廣泛認同并進入決策層面。歐洲希圖借此將全球治理塑造成21世紀國際秩序和全球體系的核心理念。歐洲主張,在應對全球化各種傳統挑戰和非傳統挑戰的進程中,主權國家、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等各類行為主體共同參與全球事務管理,在以規則為核心的基礎上,以相互調適的方式展開合作治理。
然而,歐洲的全球治理理念在價值觀相似的美國卻遭遇較大爭議。該理念推出之際正值兩級格局結束之時。蘇聯解體后,美國“一超獨大”,憑借勝利者的囂張氣焰,在全球范圍內大肆推行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為核心內涵的“華盛頓共識”,“美國化”一度成了全球化的代名詞。在美國傳統保守派看來,歐洲全球治理的要義是構造諸多國際行為體參與的國際體制和國際秩序,實質是推行多極化。這與自詡為“世界霸主”的美國所主張的“單極世界”全球觀格格不入。美國認為,不管全球面臨的傳統挑戰和非傳統挑戰多么復雜,美國憑借其掌控的國際治理機構、美元霸權和軍事實力,有足夠實力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全球體系。一言概之,美國的全球觀是美國治下的單極世界。
9?11事件、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全球金融危機、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等一系列事件強力改變著世界格局,全球力量對比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美國霸主氣焰相對減弱。隨后的“伊斯蘭國”、難民潮、疾病肆虐、氣候變化加劇等非傳統挑戰抬升進一步使當時的奧巴馬政府認識到,單憑自身無法“治理全球”,于是美國部分參與了歐洲版的全球治理。
特朗普以非建制派的身份登上美國總統寶座后,祭出“美國優先”大旗,新政綱以“內顧”為主,全球戰略有所回調,陸續從前政府參與的全球治理中“退群”。即便如此,美國“治理全球”的初衷并未發生實質性的轉變,只不過是特朗普希望減少治理全球的成本,讓其盟友分擔治理費用而已。
盡管歐洲的“全球治理”與美國的“治理全球”有著諸多不同,但美歐畢竟同屬西方資本主義陣營,歷史文化、政治體制、民主人權等價值觀體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尤其是面對新興經濟體崛起后挑戰西方把持的國際權力體系時,美歐拋棄彼此理念的不同,相互認可、支持對方的理念和主張,聯手力防后來者“動其奶酪”,阻遏新興力量走近國際權力體系的中心。
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全球治理”觀
發展中國家國情不盡相同,但大多都有被西方列強殖民的歷史遭遇,有些國家的治國理政方針至今還承襲宗主國的體制和理念,有些國家的國策和發展模式則雜糅著本土傳統、宗主國理念和外來文化等觀念。對于歐洲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非洲、拉美大多數國家采取了認同態度,有些國家甚至將其置于外交政策和對外戰略的重要位置。
發展中國家大多認同歐洲全球治理觀中如下觀點和主張。其一,認同全球治理所期望達到的理想結果:通過治理,建設一個生態美好、全球安全、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多極化世界。其二,認同全球治理的實施方式。通過政府、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等各種行為主體的共同參與,實現全球治理的主體多元化。其三,認同全球治理應在建立規則、規制的基礎上進行,以公開、透明的規則來配置、完善和構建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權力體系。
盡管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認同歐洲全球治理理念,但并非全盤接受其所有的主張和觀點,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發展中國家大多采取保留甚至反對的態度。其一,在主權讓渡問題上。歐洲認為,為了使全球治理達到“高效”狀態,在應對地區和全球挑戰時,民族國家可讓渡一部分主權給地區一體化組織和國際性組織,如貨幣權、財政權等。發展中國家則認為,世界尚未大同,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仍是首要利益,主權高于一切,不可輕易讓渡。其二,在人權、民主價值觀問題上。歐洲認為,民主人權是普世價值觀,應是全球治理的基本價值觀體系。而發展中國家認為,全球治理的價值觀體系不應由西方來定位,因為西方大國常打著民主、人權的旗號,借全球治理之名,以雙重標準,行干涉他國內政之實。其三,在國家威權問題上,歐洲雖然認為國家政府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行為主體,但認為全球治理的本質特征是沒有政府威權的治理行為(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威權政府不再理所當然地是全球治理的首要行為體。但發展中國家大多認為,雖然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NGO)、國際組織的作用日漸凸顯,但無法替代威權政府的首要角色,離開各國政府的威權和行動,全球治理將寸步難行,最終一事無成。
三、中國的“共享、共建、共商”全球治理觀
中國學術界研究、闡述、爭論全球治理的理念已有二十多年,但在中國政府層面鮮有正式提及該理念。即使出現在中國政府報告和文件時,也是以“全球經濟治理”“全球氣候治理”的形式出現,很少直接使用“全球治理”一詞。十八大以來,政府高層、主流媒體逐漸直接使用該理念,尤其是2015年10月,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全球治理”后,該名詞迅速在各級官方層面流行而成為熱詞,隨后學界掀起又一輪研究全球治理的熱潮。
盡管中國官方層面開始正式使用全球治理的概念,但并非表明中國政府已經全盤吸收這一理念,而是根據自身國情、世界發展規律、現行國際秩序的弊端、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訴求,提出了中國的“全球治理”觀。2015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正式提出“全球治理體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同年10月,習近平進一步強調,“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由此揭開了中國的全球治理觀的核心要義,對于全球治理的幾個根本問題給出了“中國答案”和“中國主張”。
其一,緣何治理?中國的答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前國際形勢發生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愈發凸顯,大家共同居住在“地球村”,彼此命運更加緊密相連,任何國家都無法單獨應對挑戰,必須抱團取暖,聯手應對,構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其二,誰來治理?中國的答案是:共建。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但是當前的國際治理體系并未反映這一事實,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權力與其經濟規模極不相稱,必須改革、完善當前全球治理體系,建立與時代相符的全球治理制度性框架,使其朝著更加公正、公平、普惠的方向發展。
其三,如何治理?中國的答案是:共商。人類雖然進入21世紀已經近20年,但西方國家依然想要用舊思維來壟斷和把持新世紀的國際秩序,依然想做新世界的“主人”。中國主張,全球事務大家辦,大家的事情大家一起商量著辦,而不是哪一家說了算。西方壟斷國際事務的時代已經過去,廣大發展中國家理應成為全球治理的參與者、規則制定者,在聯合國的框架內,按照聯合國憲章與宗旨,戮力同心,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惟其如此,全球治理才能收到應有的效果。
其四,成果如何分配。中國的答案是:共享。通過各種行為主體的努力,全球安全、生態環境、疾病防控、跨國犯罪、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等領域均取得成果后,是既往的“弱肉強食”“贏者通吃”,還是共享其成?中國認為,一個公正、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應該形成“全球公共產品理應由大家共享”,唯此,方能產生一個更加公平、包容、和諧的全球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