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并參加聯組會，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它順應了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實際，接續了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繼承了中華民族優秀的政治協商傳統。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無產階級民主。協商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一部分，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的民主，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方式。深入分析民主的理論和實踐就會發現，世界上并不存在統一的民主理論，也不存在普遍適用的民主實踐。馬克思主義認為，民主是有階級性的，它作為一種政治制度歸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所決定。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始終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多數人的民主，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接續了近代以來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具有深厚的實踐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平等交流，通過民主協商共同討論并建立了民主聯合政府；1949年建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討論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國旗、國歌等重要決議，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54年我國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后，黨中央決定保留人民政協，由此形成了我國獨特的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的“兩會”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1993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一項基本政治制度被莊嚴地寫入憲法；新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繼續領導各民主黨派推進協商民主實踐，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闡明“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政治協商傳統。從協商理念上講，古代政治凸顯了天下為公、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兼容并蓄等治國理念；從協商實踐上講，古代政治協商活動既包括在政權體制內的君對民的“咨詢”、君臣之間“朝議”、言官“諫議”等形式，也包括在政權體制外的士人“清議”、基層“鄉議”等形式；既包括考察民風、收集民意的調研過程，也包括面折廷諍、上書封事的討論過程。在官職設置方面，我國早在西周時期已經設有“司諫”“保氏”等諫官，秦漢以后設有諫議大夫、給事中、散騎常侍等諫職，宋代則專設諫院作為專門的諫議機構。在制度設計方面，唐代作為諫議制度的成熟期不僅沿襲了前朝的散騎常侍、給事中等官職，而且通過三省制使諫官更有效地參與政事，門下省諫官具有封駁大權，可以駁正甚至廢止錯誤的詔書，由此國家政令從決策、審核到發布都要受到諫官的嚴格監查。凡此種種，我們看到中國歷代政治對于諫議、對于協商的高度重視，這些優秀的政治協商活動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對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具有重要啟示。
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如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已具有了鮮明的中國特色，成為了中國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