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　張克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回首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走過的40載光輝歷程，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非凡成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了重大進展，中國人民經歷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我們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系統總結改革開放的基本做法和主要經驗，將為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可資借鑒的行動指南。今天和40年前相比，改革面臨的具體問題和政策舉措已經隨時代發展不斷變化，推進改革的方式方法即改革方法論值得特別關注。準確理解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大邏輯，既要從改革內容上汲取經驗，更要關注改革歷程和“怎么改”的問題，由此，必須科學把握推進改革的方法論。

　　一、從“摸著石頭過河”到“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相結合”：40年來改革開放的方法論演進

　　1978年，以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為代表的改革家群體遵循“摸著石頭過河”方法論，以農村改革為起點支持安徽、四川等地區率先開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試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積累地區試點經驗后向全國推廣，成為“摸著石頭過河”方法論的經典案例。農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后，改革向城市推進，先后啟動了國有企業、價格、財稅、金融、計劃等一系列試點試驗。1980年，中央決定興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打開了對外開放的窗口，隨后審時度勢向沿海、沿江乃至內地逐步推進對外開放。

　　鄧小平曾多次精辟論述“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法論。他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既不可能在馬列主義本本上找到現成答案，也沒有任何現成的實踐經驗可以照搬照抄，必須靠敢闖敢試。在1992年著名的南巡講話里，鄧小平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我們現在做的事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進。”

　　1982年，習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工作時，解放思想、大膽改革，運用“摸著石頭過河”改革方法論推動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試點落地。學習時報《習近平在正定》采訪實錄披露，當時的正定縣委縣政府根據習近平同志意見，選擇里雙店公社搞“大包干”試點，開創了河北全省“大包干”的先河，實現公社農業產值和社員人均收入雙提升，奠定了正定經濟起飛的基礎。

　　改革開放初期“摸著石頭過河”改革方法論體現的是一種漸進改革思維，通過分區域、分領域的試點試驗進行試錯，尊重人民群眾和基層首創精神，強調從干中學、在學中干，有效降低了改革的信息成本和風險，調動了改革主體的積極性。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法論得到了海內外學者廣泛關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在《變革中國》一書中提出，以試點復制推廣為內核的改革方法論是中國市場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秘鑰。德國學者韓博天將改革試點推廣視為中國特色決策模式，以小范圍反復試錯避免重大決策失誤。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認為，中央與地方在政策試點互動中相互學習，最終優化政策執行，確保改革成效。

　　進入新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方法論逐漸由“摸著石頭過河”向“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相結合”演進。2012年12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摸著石頭過河，是富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法。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摸規律，從實踐中獲得真知。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是辯證統一的，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要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前提下進行，加強頂層設計要在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的基礎上來謀劃。”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深改組第十三次會議上強調，“要牢固樹立改革全局觀，頂層設計要立足全局，基層探索要觀照全局，大膽探索，積極作為，發揮好試點對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帶動作用。”所謂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相結合，指的是由中央統籌規劃部署改革方略，同時鼓勵地方和人民群眾自主探索改革的路徑與具體政策舉措。新時代改革方法論的基本操作模式是，中央授權地方開展改革試點，取得試點經驗后納入頂層設計在更大范圍內復制推廣。以試點的方式推動改革一方面可以降低創新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擱置爭議、尋求共識，廣泛調動各層級、各部門和社會力量參與改革，尋求改革的最大公約數。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部署開展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試點，探索了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對推動全局性改革起到了示范、突破和帶動作用。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點、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全面創新改革試點、司法體制改革試點、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等等，一項項重大改革從易到難、從小到大、從外圍到核心、從增量到存量積極穩妥推進，“凡改必試”已經成為黨中央治國理政的一條基本經驗。通過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相結合，全面深化改革各項決策部署進展順利，分散了社會風險，減少了決策阻力，降低了治理成本，形成了示范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