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現階段，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表現在很多方面，其中一個就是公共服務供給的不平衡不充分。
隨著服務型政府的提出，我國政府開始不斷加大公共服務的財政投入，并開展與私人部門和社會組織的合作。盡管公共服務的覆蓋面不斷擴大，受惠群體不斷增加，但公共服務供給仍在很多方面存在著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從城鄉區域來看，由于多方面因素制約，我國公共服務資源更多地集中于城市地區，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資源較少；從公共服務的支出結構來看，政府偏向于投資維護性和經濟性的公共服務，對社會性公共服務投資不足；從公共服務的供需情況來看，現有的公共服務供給水平難以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需求。如此等等，都呼吁著公共服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以創造公共價值作為政府的職能，以合作的網絡治理作為公共價值實現手段的公共價值管理范式，與公共服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一定的邏輯契合性。公共價值管理范式重新定位了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的職責，認為政府除了要實現公共服務供給的績效目標外，還應指揮其他供給主體對公眾的集體性偏好做出回應。公共價值管理范式還解決了公共服務供給中的效率與民主的矛盾問題，認為民主和效率是事實上的伙伴關系，而不是相互妥協。無論是公共服務供給中的分配效率還是技術效率都需要民主的輸入，除非人們平等廣泛地參與到討論關于他們對公共服務的偏好過程中，否則是不可能實現分配效率的。技術效率的獲得也不能僅僅通過官僚們或者管理者，而是通過相互學習來共同解決問題的方案。民主和效率這對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也在公共價值管理范式中得到了很好的解決。因此，公共服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借鑒公共價值管理范式，通過三個路徑來進行。
一、疏通并拓寬公共服務需求表達渠道。
公共服務供給與需求的匹配性是衡量公共服務供給有效性的標準。因此，公共服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建立順暢的需求表達渠道。一方面應完善現有的制度化的公共服務需求表達渠道，包括基層民主制度、信訪制度等；另一方面積極拓展新的公共服務需求表達渠道，可以發揮工會和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的橋梁作用，將公眾需求傳遞給政府。同時，還應健全大眾媒體在傳達公眾公共服務需求方面的作用。
二、完善公共服務多元主體合作供給機制。
公共服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之間的緊密結合，通過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來保障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一方面政府需要調動市場和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服務供給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政府還應完善公共服務合作供給目標的協商機制、合作過程的協調機制、合作責任的分擔機制和責任追究機制，促使三方更好地為公眾提供完善全方位的公共服務。
三、強化公共服務供給的法律保障。
公共服務的供給應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使其獲得穩定的法律保障。首先，加快公共財政立法。公共財政與公共服務供給關系密切。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需要公共財政給予經濟支持。因此，為了實現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必須用法律來調整公共財政關系，合理劃分不同層級政府間的財權和事權，明確不同層級政府的財政支出義務，規范不同層級政府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其次，建立規范、權威的公共服務供給法律體系。應縱向梳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現有的與公共服務供給有關的法律法規，橫向梳理不同地方政府現有的與公共服務供給有關的法律法規，制定一部完整的、具有權威性的《公共服務供給法》，使公共服務供給做到有法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