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讓農民過上好日子有賴于與時俱進的農村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黨的農村政策經歷了兩次大的調整：一是1979年開始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讓農民過上了“飽日子”；二是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作出了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決定，提出了“以城帶鄉、工業反哺農業”發展新戰略，讓一大部分農民過上了比較寬裕的“富日子”。經過近40年發展，目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轉換，想過上與城市相媲美的“好日子”已經成為新時代農民的共同心聲。

　　習近平指出，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當前農村離“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生活家園”還有較大差距，滿足廣大農民過上好日子的愿望要求我們調整農村政策，從城市優先、以城帶鄉轉換到農村優先，實現黨的農村政策的第三次重大轉變。

　　從世界范圍來看，除極少數國家以外，絕大多數發達國家走上現代化之路都經歷過農村發展政策重大調整。一般工業化開始階段實行的是城市優先政策，犧牲農村為工業發展提供“農業紅利”，英國甚至為此實行過野蠻的“圈地運動”。等這些國家進入工業化中后期，就轉而實行農村優先發展政策，帶動農村同步現代化。我們的近鄰韓國和日本都是這樣走過來的，都搞過鄉村改造或振興運動。

　　在工業化中后期選擇優先發展鄉村，一舉兩得，既有利于實現全民共同致富，也有利于開辟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國民經濟上新臺階。

　　三、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重點解決兩個問題

　　相較于城市，農村市場空白點多，提質增效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空間大，好項目不少，但要急需解決兩個重要問題。

　　第一，要解決人才從哪里來的問題。鄉村振興需要“三種好人”：一是好干部。實踐證明沒有一個好的帶頭人，農民是過不上好日子的。比如，華西村有一個吳仁寶，比有什么都好。現在好干部農村不容易留住，要通過職級分離政策，切實提高農村一線干部的政治、工作和生活待遇，讓他們活得有尊嚴、同業比較有尊重、立足鄉土發展有上升空間。中央和省市兩級黨委也要有意識地把好干部派到農村，讓他們到農村大舞臺去鍛煉才干，“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二是好老板。產業興，農業興、農村興。要構建更加完善的農村創新創業政策支持體系，切實提高政策含金量，吸引一批大老板到農村去發展事業，同時加大對農村創客、致富帶頭人、回鄉創業農民工的支持力度，幫助他們把事業做優做強做大。當前，一些省份已經出臺了支持市民下鄉創業的政策，應該盡快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辦法推廣到更多省份。三是好專家。農村弱，經濟建設弱，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更弱，缺乏各方面的專業人才是改變這一狀況的主要制約因素。因此，要創新農村社會治理體系，建構城市知識精英踴躍下鄉去實現人生價值的新機制，為鄉村振興提供充足的智力資源和充分的社會關注、關愛。應該看到，絕大多數來自農村的城市精英都難忘“鄉音”和“鄉愁”，只要條件允許、政策鼓勵，在我國掀起一股知識精英工作重心下鄉新高潮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二，要解決資金從哪里來的問題。振興鄉村，首難在錢。我國并不缺錢，經過近40年的快速發展，民間掌握著龐大富余資本，需要尋找投資出路，一些政府手中，也有很多項目經費在“沉睡”。因此，關鍵在于如何把資金引導到農村中去。一是要以“三權分置”改革為重點，完善農村產權市場，加快要素市場化進程，有條件的可以開展農業農村資產證券化業務，擴大農村產權和要素市場交易容量，提高交易活躍度，使社會資金投得進去、又出得來。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長30年”的決定，是穩定信心、促進農村產權和要素加快市場化的最大利好。二是鼓勵社會創投機構到農村去開展業務，支持組建主要靠社會資金支撐的鄉村振興產業基金，暢通社會資金投向農村的渠道，放大政府農村發展基金的杠桿倍數。三是根據農村金融“小、散、長”特點，超前布置農村信息基礎設施，優先發展金融科技，可以允許一些前沿技術在農村先試點，使農村在數字金融、互聯網金融上實現“彎道超車”，用數字金融來消除農村金融中的不穩定因素，使農村金融穩健發展。四是發展普惠金融、綠色金融、科技金融要向農村著力，大力鼓勵面向“三農”的金融創新，使農村產業發展、科技創新與現代金融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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