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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金磚國家合作中心主任 王磊
越南峴港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25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除了主席國設定的各項日程和各成員之間緊鑼密鼓的多輪雙邊會見之外,主要成員還分別在同時推進另外三項重要協定的談判進程,這就是美國退出之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未來發展方向、區域全面經濟伙伴戰略(RCEP)爭取盡快完成最終談判、以及更為包容的亞太自由貿易協定(FTAAP)。雖然這三項區域貿易協定談判與APEC不直接掛鉤,但卻對亞太地區和全球經貿投資合作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成為隱含在APEC各項日程之后更為引人關注的第二條路徑。而這三者本身也交織在一起,互有交集,相互影響,其中TPP的進程和未來命運更是各方關注的焦點。
曾被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定位為“確立21世紀新一代高標準經貿投資規則”的TPP,堪稱命運多舛。奧巴馬政府出于美國戰略重心調整和亞太地區的政治安全形勢考慮,積極推進TPP的談判進程,并將其發展成為配合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經濟工具。TPP一度在亞太地區大型自貿協定談判的競爭中一騎絕塵,并于2015年10月完成了全部談判進程。但是特朗普上臺之后,大幅調整經濟政策和區域與全球戰略,并于2017年1月23日簽署行政令,宣布美國退出TPP。作為TPP曾經的最主要推動者和最重要的成員,美國的退出對這一“致力于為亞太地區和全球經貿合作確立新規則”的超大規模自由貿易協定的打擊是沉重的,也一度讓人確信TPP的未來一片灰色。但其余11方最終決定繼續推動TPP,并力爭維護TPP已經達成的核心成果。2017年11月11日,TPP現有的11個成員國在峴港共同發布聯合聲明,宣布“已經就新的協議達成了基礎性的重要共識”,并決定改名為“全面先進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
經歷了鳳凰涅槃并重獲新生的TPP借著CPTPP維持了一線生機,在失去了美國參與和引領的嚴重挑戰下,仍然能夠得以繼續推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原因,TPP以及CPTPP都堅持了多邊主義的方式,在根本方向上符合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要求。這一點,在全球范圍內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來勢迅猛并一度擴散的背景下有相當突出的積極意義,傳達出了繼續維護經濟全球化和推動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信號,對美國等部分國家試圖采取保護主義和排他主義的經貿政策趨向形成了一定制約。
第二,TPP及其前身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最初倡議方即P4各國(新加坡、新西蘭、智利、文萊)仍然在持續推動亞太地區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貿易和對外投資是拉動CPTPP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各國希望通過盡快形成一套新的經貿投資規則更好地分享亞太地區的經濟繁榮。
第三,美國退出TPP之后,日本在維持TPP并推動形成CPTPP的進程中發揮了突出的引領作用。日本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一直積極參與各項全球和區域性的大型貿易協定談判,是TPP、RCEP、日歐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FTAAP等多項協議內的重要經濟體,希望在重要經貿投資規則的制定中獲得議程設置權和主導地位,這對于日本鞏固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的地位具有重大意義。安倍政府也認識到TPP及CPTPP具有明顯的地緣政治價值,對于日本增強同亞太有關國家和地區的雙邊關系,加強自身在亞太地區的政治影響力是千載難逢的機遇,并希望將其打造成為與中國爭奪亞太地區主導權和經貿規則制定引領地位的重要平臺。因此,安倍政府動用了巨大的外交資源,積極推動CPTPP的11個成員開展多邊磋商與溝通,希望各國盡快完成CPTPP的談判進程。
第四,在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遲遲難以完成談判進程的背景下,TPP和CPTPP的核心內容圍繞推動形成全面的貿易投資合作展開,希望達成一項包括關稅、非關稅貿易壁壘、電子商務、服務和知識產權、勞工保護、政府采購、投資、國企改革、服務貿易等眾多領域的全面經貿投資合作框架,是包含CPTPP11方在內的各亞太地區經濟體采取的現實主義替代措施。
但是,由于CPTPP脫胎于TPP的整體框架,保留了后者的根本要素,并且在越南峴港達成的新協議相對于TPP還壓縮了涵蓋的領域,定位和目標都有所下降,CPTPP作為新版TPP既不全面(Comprehensive)又難稱先進(Progressive)。這就給CPTPP的未來命運造成了更多變數。第一,特朗普政府退出TPP的立場非常堅決,質疑多邊主義和大型貿易協定的有效性,更看重通過雙邊貿易協定為美國獲取更多經濟利益。因此,即使安倍政府多次勸說特朗普政府回歸TPP談判,最終都仍被后者所拒絕。而失去了美國參與的CPTPP,不論是在經濟總量、貿易額、投資額等方面都大幅降低,相對于RCEP、FTAAP等其他超大規模自貿協定的影響力嚴重受損。并且,雖然TPP多方曾邀請中國加入TPP談判,抵消美國退出的負面影響,但目前一項不包括中國和美國這兩個本地區最大經濟體的多邊自貿協定即使達成,對亞太地區經貿合作的影響力也大打折扣。第二,日本政府在推動CPTPP進程中的作用是一把雙刃劍。作為CPTPP內最大的經濟體,日本賦予了CPTPP過多的地緣政治含義,并希望將其打造成為與中國競爭亞太地區主導權的重要工具,排斥中國在亞太地區經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CPTPP其他各方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多為中國,因此都對日本政府賦予CPTPP的地緣政治考慮持嚴重保留立場,相反都高度重視中國在亞太地區經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地緣政治因素讓本已困難的談判進程更加復雜。第三,在美國退出TPP之后,CPTPP11方缺乏真正可以發揮引領性和掌握主導權的國家。TPP各方最初的目標之一是希望借助TPP加強與美國的經貿合作,在美國退出之后,TPP對于各方的吸引力嚴重下降。日本雖然是CPTPP目前最大的經濟體,但是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其他主要成員國并不完全認同日本希望追求的引領作用,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以日程原因缺席原計劃于10日舉行的TPP首腦會議就充分反映了這一點。第四,TPP和CPTPP雖然都希望達成高標準的經貿投資規則,但是CPTPP已經刪除了20余項之前達成的成果,其中知識產權領域的內容就多達11條,其標準已經嚴重降低,使其對亞太地區和全球經貿投資規則制定的影響和追求的引領作用嚴重下降。
或是巧合,11月14日于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的RCEP首次領導人會議期間,各方達成共識,認為這項大型貿易協定接近達成,已經處于最后談判階段并可能于2018年簽署。中國和東盟作為RCEP談判中的最重要推動者,都表示積極支持建設亞太地區開放型經濟,推動形成更加開放包容的綜合性經貿合作框架。RCEP和CPTPP相互交織,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六個國家都同時是這兩個平行推進的大型區域多邊經貿協定進程的重要成員。而APEC領導人在峴港會議期間,重申致力于全面系統推進并最終實現FTAAP,深入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包括TPP、CPTPP、RCEP等在內的這些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倡議,都應成為不同經濟體推動實現FTAAP的努力,應在堅持開放、包容、透明、公平等原則的基礎之上,加強溝通與交流,爭取推動形成更大范圍、更為包容、更高水平、更加開放的亞太區域經濟合作路線圖,成為鞏固和推動亞太成為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中心而努力,繼續發揮亞太地區作為全球開放型經濟推動力量和先進經貿投資規則孵化器的作用。而唯有如此,不論是TPP還是CPTPP,也才能獲得更大的生機,迎來更為光明和廣闊的未來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