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李永成

　　和平發展既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幾代領導集體洞悉世界大勢和民心所向的戰略遠見，也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理解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基礎性理論視角。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國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五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外交進行了新的系統的理論性探索，理論指導實踐，實踐完善理論，從而推動中國在和平、發展、合作等重大國際關系議程中發揮“引領作用”。從理論層面看，以和平發展為基底，以“引領作用”為指針，創造性地回應充滿不確定性的復雜國際環境，開創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局面；從實際工作看，在黨中央統一部署下，我們已經同100個左右的國家、地區和地區組織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關系，中國的“朋友圈”越來越大，“伙伴網”越來越密，實現了對世界各個地區、不同類型國家的全覆蓋。

　　一

　　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格局和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傳統和非傳統威脅突出，全球增長動能不足，逆全球化思潮泛起，人類實現持久和平和永續發展的挑戰也前所未有。國際恐怖主義勢力日益猖獗，新舊跨國恐怖勢力不斷制造駭人聽聞的襲擊等事件；“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或以武力推廣民主為基本樣式的“政權更迭”，讓一些國家陷入嚴重的動蕩甚或內戰，敘利亞、伊拉克等國陷入深重的人道主義災難。大規模的難民潮形成重大挑戰，歐洲因此深陷難民危機困境，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情緒不斷發酵，極右翼勢力影響與日俱增，社會日益被撕裂。傳統的國家間競爭態勢讓人憂慮，大國關系一旦管理不善，可能出現極具破壞性的國際政治災難；氣候變化、全球經濟貿易與金融治理等領域也與人們的期望頗有距離。

　　這些問題都有各自紛繁復雜的原因，但國際領導力的不足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已故領導力問題研究專家沃倫?本尼斯曾為四位美國總統提供咨詢，他直言不諱地指出，“當今世界范圍內的領導力危機對人類構成的威脅，絲毫不亞于傳染病、饑荒、恐怖主義或核災難，這是因為，倘若我們缺乏令人鼓舞的領導力，缺少大膽高尚的領導人，即便存在簡單樸素的辦法，也是寸步難行的”。

　　毫無疑問，解決21世紀國際關系中的領導力赤字問題，需要各國領導人對現實世界的復雜性有足夠清醒的認識，務必以和平發展為“高尚”的使命，“大膽”地尋求解決全球問題的可持續方案。無須諱言，中國領導人正以責無旁貸的精神對此加以探索。習近平主席在2016年新年賀詞中說，“世界那么大，問題那么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中國不能缺席”。這既是中國領導人對中國在世界和平發展事業中“發揮引領作用”的期望，也是承擔力所能及的國際責任的承諾。2017年5月14日，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習近平特別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分析了他對當前國際關系態勢的理解。他將當今時代界定義為一個“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代，強調這是一個“和平發展的大勢日益強勁”、“變革創新的步伐持續向前”、“人類戰勝困難的手段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豐富”的美好時代。然而，這也是一個難以讓人滿意的時代，習近平指出，“從現實維度看，我們正處在一個挑戰頻發的世界。世界經濟增長需要新動力，發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貧富差距鴻溝有待彌合。地區熱點持續動蕩，恐怖主義蔓延肆虐。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如何有效應對這些赤字，是習近平主席一直思考的問題，這也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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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際關系中，“引領作用”是指在國家間互動進程中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帶領和驅動能力，意味著對國際政治的重大問題或全球治理面臨的困境提出變革藍圖，凝聚集體合作意愿和行動能力，引領國際社會不斷走向持久和平、共同發展之路。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回應國際社會期待，不斷提出應對當今國際關系重大問題、推動世界和平發展的新觀察、新論斷和新理念。借用外交部部長王毅的分析，這是具有涵蓋努力目標、戰略選擇、基本原則、主要路徑、價值取向等五大要素的理論體系。具體而言，努力目標是助力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戰略選擇是堅持自身和平發展，同時推動世界的和平發展；基本原則是合作共贏，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主要路徑是建立形式多樣的伙伴關系，倡導結伴而不結盟，對話而不對抗；價值取向是堅持正確義利觀，在國際事務中主持公道，弘揚正義，在國家關系中義利兼顧，以義為先。

　　在習近平看來，立足國情，不忘初心，堅守發展，是處理好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國內基礎；而樹立世界眼光，將中國的發展置于世界背景之下，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力量”，是處理好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戰略要求。他說，我們要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同時我們要樹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統一起來，把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聯系起來，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不斷擴大同各國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努力為全球發展作出貢獻。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接受路透社記者的書面采訪時表示，“中國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必將是世界和平的維護者、共同發展的促進者、國際合作的推動者。隨著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中國將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和地區事務。”對于“中國是否會有朝一日取代美國，成為世界警察，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以保護自己的利益”這個問題，習近平強調，“中國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多努力，不是想成為所謂的‘世界警察’，更不是要取代誰。”他重申“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永遠不會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銳意進取、砥礪前行，在世界亂象中維護我國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在國際變局中提升我國國際地位和影響，成功走出一條與歷史上傳統大國不同、具有中國特色的強國之路，譜寫了外交工作新篇章。比如，我們主張以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等多邊機制為平臺，推動全球和地區和平發展治理邁上新臺階；“一帶一路”建設深入實施，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引領互聯互通時代的全球和區域發展；以主場外交為契機，發出中國聲音，闡述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

　　三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以周邊和大國為重點，以發展中國家為基礎，以多邊為舞臺，以深化務實合作、加強政治互信、夯實社會基礎、完善機制建設為渠道，全面發展同各國友好合作，我國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對外交往格局更加豐富完整，我們的“朋友圈”覆蓋全球。其中，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是我們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重要支柱之一。新型國際關系旨在推動各國走出一條結伴而不結盟、合作而不對抗的國與國交往新路。而在新型國際關系中，主要大國之間的新型關系又是最關鍵的，在中國外交中占據重要地位。

　　中美作為當今國際政治中公認的兩大強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和走勢被賦予了大量的政治想象，兩國領導人如何引領中美關系健康發展，不僅為雙方所關注，也是國際社會的矚目焦點。在兩國領導人戰略引領下，中美關系取得積極進展，面臨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機遇。約瑟夫?奈高度評價習近平展示的領導力，用他的話說，“習近平主席是強有力的領導人，習主席提出的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具有重大意義。”在世界范圍內，中美關系是具有全局結構性的大國關系。國際結構為領導人的戰略決策提供了目標與手段選擇余地的范圍，國家越強大，在國際結構中的相對實力、地位越有優勢，選擇的余地便越大。因此，國際結構的基本態勢對領導人外交決策的影響至關重要，但要避免陷入“結構決定論”。這種物質邏輯表明，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國際結構主要是一種外部制約力量，更關鍵的則是領導人選擇什么樣的目標和手段，因時制宜，順勢而為，科學界定本國的戰略意圖。基于此，習近平主席有關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事在人為”的提法不僅是科學的，也是藝術的。從五年來中美交往的現實情況看，中美緩解戰略互疑、提升戰略互信，減少甚或解決戰略意圖問題帶來的困擾和阻礙，一以貫之地堅持“事在人為”的理念，充分發揮領導人的主導作用，加強戰略溝通，深入拓展共同利益，深化各層次各領域的政府溝通交流機制建設，在兩國政治經濟精英中形成支持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主流認知；同時致力于推進人文交流，打造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堅實的主流民意基礎，構筑了中美成功避開“修昔底德陷阱”的深厚基礎。

　　自2013年以來，在各參與方共同努力下，“一帶一路”逐漸從倡議變為行動，從理念轉化為實踐，成為當今世界規模最大的國際合作平臺和各方普遍歡迎的全球公共產品。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的發展戰略新時代，中國幾代領導集體帶領人民千方百計抓住全球化進程造就的發展機遇，積極主動融入國際體系，國內經濟得到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在40年的時間里從大而窮的發展中國家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世界矚目的經濟成就，積累了豐富的發展經驗，鋪墊了引領國際平衡發展的硬實力底子和軟實力基礎。十八大后，面對國內外兩個發展環境出現的新態勢、新情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實事求是，務實統籌國內改革實際和國際政治大氣候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以更加主動的風格進行有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謀篇布局，積極進取的外交格調逐漸形成，發揮引領作用的政治意愿和主觀能動性更加突出。“一帶一路”倡議的醞釀、提出和落實充分反映了這種邏輯，也是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對充滿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國際國內兩個發展環境所做的創新性回應。“一帶一路”倡議描繪了基于互聯互通的共同發展、共享繁榮的美好愿景，在實際外交工作中積極力推，與沿線國家的發展、開發戰略充分對接，已取得若干早期收獲成果，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愿景、行動與成果構成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基本構成要素，這也充分體現了新形勢下習近平在國際發展領域的領導能力與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