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歐洲文化鏡像中的中國形象變遷

　　歐洲文化視野中的中國形象是隨著中歐政治關系的變化而變化的。或者說，中歐政治關系是影響歐洲對中國形象認知的最重要的變量。冷戰結束以來，歐洲對中國形象的構建大致歷經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冷戰結束后說的十年左右，歐洲文化視野中的中國形象包括：

　　1、不民主的中國。這種認知，一方面是由于冷戰時期長期的相互隔離及非常有限的交往，以及意識形態的巨大差異，導致歐洲對中國存在著刻板認知。另一方面，20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更加強化了原有的刻板認知。 2、不尊重人權的中國。這種認知主要是基于歐洲自己價值中關于人權的普遍性來衡量中國人權狀況的。但問題是，正是由于中歐之間長期缺乏深層次的交往，歐洲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況不了解，更不清楚中國人權水平迅速提高的情況，對中國的認知仍然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前的水平上。此外，歐洲用自己作為后現代性的人權標準來衡量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人權狀態，歐洲不清楚當時的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解決貧困問題，在這種國情之下，中國人權的核心內容無疑使是生存權和發展權。這種衡量標準的差異，導致歐洲對中國形象認知的曲解。 3、國際體系的搭便車者。冷戰結束后不就，中國全面融入國際體系，這給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動力。從某種角度看，中國的確是全球化體系的最大受益者。然而，由于中國長期來秉承一種內斂式的外交，以至于國際社會包括歐洲都認為中國是不愿承擔國際責任的大國，是國際體系的搭便車者。但實際上，中國一直強調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也一直發揮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角色，在維護世界和平、反對強權政治、打擊恐怖主義等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問題是，歐洲常常是按照歐洲的標準來確定中國的國際責任，而中國無疑使從中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實力等來確定中國的國際責任的。因此，雙方在這方面的認識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產生這種差距的原因，首先是歐洲對中國認知的意識形態偏見。其次是雙方認知的相互錯覺（mutual misperception），而這種錯覺也是源于意識形態的差異。意識形態的差異和認知的相互錯覺最終導致認知鴻溝（perception gap）。

　　第二階段是進入新世紀以后，歐洲文化視野中國的中國形象內容是：

　　1、崛起的中國。進入新世紀，中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隨后，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并在新世界的第一個四年里，中國在GDP規模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鑒于此，歐洲、美國對中國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來時提出質疑，并要求中國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所謂的“中國責任論”是由美國人提出來的，但在歐洲也迅速流行起來。歐洲認為，自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新崛起的國家，應在調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利益之間發揮重要作用”，并“期待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扮演建設性和負責任的角色”。這實際上是歐洲經濟處于低迷尤其是受金融危機拖累的時候，歐洲對中國的一種期待。

　　2、充滿威脅的中國。當今世界流行的“中國威脅論”始于美國，但若追根溯源的話，這種論調的“原產地”是歐洲。1873年，俄國人巴枯寧在《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中首次提出“黃禍論”，英國的皮爾遜在他的《民族生活與民族性》一書中又進一步發揮完善，使之形成了一個理論體系。1895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親自構思了一幅《黃禍圖》，讓畫家納克福斯畫成油畫送給俄國沙皇，威廉二世在與沙皇尼古拉二世通信中大肆宣揚“黃禍論”，編造中國等亞洲黃種人聯合進攻歐洲的危險。從此之后，“黃禍論”在西方國家廣泛傳播開來。在21世紀，盡管中國崛起對歐洲充滿了機遇，但“中國威脅論”在歐洲仍然有一定的市場，散布有關中國的各種問題話語，諸如“傾銷廉價劣質商品”“肆意竊取知識產權”“造成歐洲大量失業”、“野心稱霸世界市場”等。著反映出歐洲對中國崛起產生的嚴重不信任的情形。

　　3、傲慢的中國。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對外行為一改過去的內斂性而表現出更大的主動性；對待國際事務也表現出由沉默的“旁觀者”轉向為積極的“發言者”。這種情形被西方視為“中國式傲慢”，一些歐洲媒體甚至撰文指責“中國政府充滿著近乎傲慢的自信”，并認為西方希望中國經濟的日趨繁榮能夠導致其政治自由化，但情況卻恰恰相反，政治上的控制而不斷增強的信心使中國成為國際舞臺上的“麻煩制造者”。歐洲一些學者甚至拿印度與中國相比，認為印度雖然還沒有中國的實力，但它與歐洲一樣擁有寬容的傳統，而寬容是“世界領袖”的必備的精神。所以，他們認為印度更有資格成為未來的“世界領袖”。顯然，這種看法無非是因為印度是選舉式民主，而中國卻根據自己的國情來推進中國式民主。

　　4、統治世界的中國。“中國統治論”是英國記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提出來的，他有一本書的書名就叫《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本書是在稱贊中國，但實際上這本書的內容側重于中國威脅來自于中國的文明。馬丁·雅克指出，一方面中國的陸地規模大、人口多、種族的同質性以及中華文明強大的向心力，使得中國具有重新定義現代化的能力；另一方面，從霸權的性質來看，英國曾經是海上霸權，美國是空中和經濟霸權，而中國是文化霸權，因此，中國的威脅體現在文化層面。當然，也有學者指出，中國的文化霸權能否實現，取決于中國的價值能否消解與西方價值的矛盾。歐洲對中國產生上述認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國的迅速崛起和歐洲成為“沒落的貴族”，這種情形構成了國際權力轉移的內容之一，而歐洲尚未調整自己來正視這種客觀現實。當然，歐洲也希望借助于中國來助推歐洲的經濟發展，但在中歐實力變化的現實面前歐洲又擔心被中國“博物館化”。另外，“歐洲中心主義”也導致歐洲認識中國始終缺乏應有的客觀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