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國際發展研究網絡主席、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　李小云

　　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近日在四川藏區調研脫貧攻堅工作。他強調，藏區等深度貧困地區是脫貧攻堅的重點、難點和關鍵點。要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新時期扶貧開發重要戰略思想，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加大攻堅力度，用“繡花”的功夫深化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真抓實干、求真務實，堅決打贏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戰。

　　當前的農村貧困主要表現在深度性的貧困和轉型貧困兩個方面，雖然兩者之間互為關聯，同屬發展不均衡在不同層面的體現，但深度性貧困屬于多維度貧困的長期沉淀，其致貧原因遠比轉型性貧困更為復雜，脫貧難度很大。與分散性的個體貧困為主要特點的轉型性貧困不同的是，深度性貧困主要表現在不同規模的、群體性的福利缺失。這種整體性表現在整個村莊甚至更大范圍內大部分群體的貧困狀態，并且往往與整個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的落后相聯系。因此，在脫貧攻堅的最后階段，需要聚焦深度性貧困問題，確保中央2020年全面脫貧的目標的順利實現。

　　第一，“現代性倫理”的缺失。深度性貧困地區主要分布在邊遠的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很多地區甚至是自然條件并非十分惡劣的地區。這些地區也長期得到了很多的支持，但卻呈現出外部文化視角的所謂“懶、散、慢”“等、靠、要”等貧困文化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針對這些地區的扶貧，忽視了這些地區的貧困群體在文化上與商業性的現代致富倫理的斷裂，通過簡單的基于現代性視角的說教并不能解決問題。這是因為他們長期以來與其自身的自然環境建立起了以相對低物質供給為特征的經濟社會文化的生存性均衡，表現出很大程度上的“現代性倫理”缺失。由于主流扶貧理念缺乏對接這些貧困群體的文化要素，因此在施以以物質供給為特征的扶貧支持時會直接導致簡單的給予-獲取的扶貧悖論。而如希望將物質性的支持轉變為可持續性的脫貧資源，則依賴于這些群體的生存倫理逐漸與現代的致富倫理相接軌，但是這一工作的難度很大。長期看，需要從依靠教育阻斷貧困文化的代際傳遞上開始；短期來看，需要在扶貧中探索能與這些群體產生對接的文化要素。但是這往往又會導致這些群體社會秩序的紊亂和文化多樣性的損失，這在很多發達國家都是難題。比如，東南亞地區馬來人的貧困治理和北美及拉美土著人的貧困治理困境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二，“經濟性貧困陷阱”。深度性貧困的重要特點是貧困人口的收入長期處于只能支付基本生存的水平，無法支付改善居住條件、教育、衛生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由于其生存性文化的制約，他們無法像發達地區的群體那樣將自己的資源有效地轉化為增加收入的資產，他們的很多資源收益大多都被外部市場力量所捕獲。他們的收入有很多被各種新型消費所消解。在一個深度貧困村里，一個年輕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不過5000-6000元，但手機和香煙兩項的人均消費竟然達到每年3000到4000元之間。長期以來不斷提供的扶貧支持的強度不足于為他們創造越過收入性貧困陷阱的條件，如在很多地區扶貧到戶的措施是每戶10只鴨，5頭豬等，這些鴨和豬即使都成活，一年下來的收入扣去成本并沒有很多，所以很多農民索性賣掉變現。突破貧困人口收入瓶頸的關鍵是要探索、挖掘能為他們產生高強度收入增長的機會，并為實現這個機會創造條件，這就需要精細化的扶貧創新。目前針對這些地區的扶貧工作大多還是常規性的扶持，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在最后一公里的“繡花”，也就是說針對這些群體的扶貧創新供給嚴重不足。應該認識到這不是僅僅靠干部和幫扶單位做到位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國家需要盡快出臺相應政策鼓勵科研機構、大專院校和社會公益組織展開類似科技攻關的專業性的研究創新，等等。

　　第三，“公共物品”供給失衡。精準扶貧比以往任何一個扶貧計劃的投入和細化程度都要大得多，中央的重視程度、政府的財政以及行政資源的投入更是前所未有。但是，針對深度性貧困地區的各類“公共物品”的供給則呈現很多失衡。首先，低保資源在深度性貧困地區的運行問題很多。與一般地區相比，深度性貧困地區農村社會分化程度低，群體之間福利缺失的差異很小。按照比例下達到村莊的低保名額的分配很難達成一致，在很多地區只能變相為“輪流的福利分配”。另一方面, 低保在這種情況下被進一步碎片化為A、B、C三類，雖然迎合了覆蓋面，但卻使得低保效益外溢，降低了平均救助水平，影響了對于最需要群體的兜底作用。其次，深度性貧困地區的非競爭性公共物品的供給嚴重不足。這一方面直接構成了深度性貧困的多維度要素，同時，貧困群體為了獲得這些物品的成本很高，極大地消解了他們有限的收入。深度性貧困的村莊遠離中心鄉鎮，購物、小孩上學、就醫等都要支付比一般地區更高的成本。比如，幾百人甚至千人的村莊沒有幼兒園，沒有醫療，沒有學校，也沒有基本的商業設施，甚至很多道路還是土路，雨季雪季無法出行。與很多轉型性貧困不同的是，深度性貧困地區和村莊的人口流動很少，很多上過學的年輕人由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都會回到村莊。增大對深度性貧困地區非競爭性公共物品投入不會造成公共資源的浪費，相反則會為這些地區的脫貧提供物質的條件，這樣的投入扶貧效益十分顯著。更為重要的是，非競爭性公共物品的建設和維護，一方面會有效地利用村莊原有社會秩序規則，另一方面也會松動原有的與現代發展有距離的文化倫理，形成與現代發展倫理的對接點。因此，對于解決深度性貧困問題而言，應該優先提供非競爭性的公共物品，通過“輸血”為“造血”創造條件。

　　第四，“現代市場機制”下的扶貧效益漏出。深度性貧困群體無論從文化能力上還是經濟能力，以及獲得市場信息方面都處于劣勢?，F行扶貧措施多采用以外部市場主體帶動產業開發的路徑。但是主要的問題是，在不對等的權利博弈過程中，這些群體往往處于劣勢。由于以農業為主以的資源性開發本身的利潤就不高，以不同形式運行的市場產業模式雖然能提高農民的收入，但是農民在價值鏈中的分配份額很低?，F代的市場運行模式，如公司加農戶，合作社等，往往會不同程度地演化為強勢群體獲益的組織形式。深度性貧困地區和村莊往往很難找到所謂的致富能人和帶頭人。利益代表的缺失使得市場機制下的扶貧效益產生很大的漏出。云南南部山區在過去十多年的香蕉產業的開發成就了大量的香蕉老板，但是當地農民幾乎沒有因為香蕉而致富。相比之下，橡膠和甘蔗的種植則更加有利于農民直接收益，其原因主要在于農民-市場的直接對接，雖然價格年度都有波動，但是幾乎沒有中間的盤剝。很顯然，親貧性產業開發機制的創新不足已經嚴重阻礙深度性貧困地區依托自己的資源致富。對于深度性貧困地區而言，鼓勵社會企業的介入是一個有效的路徑，通過社會企業帶動和培養窮人企業家幫助深度性貧困地區脫貧。

　　第五，深度性貧困治理需要綜合治理。深度性貧困是長期沉淀的多維度的福利缺失的狀態。這樣的福利缺失不可能在短期內通過常規的扶貧加以緩解。首先，貧困文化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也很難通過一般的教育來消除。因此，在深度性貧困地區和村莊建立學前教育和兒童營養計劃最為重要。同時也要認識到深度性貧困地區的教育資源的質量遠遠落后于其他地區。即使有大量的投入，如不解決以教師為主體的教育質量問題，這些地區將會演化為“教育致病”區。目前，志愿支教計劃是可行的方案，動員社會組織支教應該成為精準扶貧的重要措施。其次，應該在深度貧困的村莊建立醫療服務中心。在每個邊遠山區、村都應配備鄉村醫務員，鼓勵志愿人員不定期展開醫療服務。由于治理深度性貧困的難度很大，如果沒有超常規的措施，極有可能拖中央2020年全面脫貧目標的后腿。所以第三，應該把深度性貧困的治理作為精準扶貧的重中之重。盡管目前針對深度性貧困地區的扶貧投入力度已經很大了，但是缺乏綜合治理的框架。建議設立深度性貧困綜合治理計劃，整合各種資源，集中投入非競爭性的公共資源，彌補這些地區在這些方面的福利缺失，同時通過發育親貧性市場機制帶動貧困群體提高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