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執行院長、“長江學者”青年學者　鄧大才

　　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對推進脫貧攻堅工作提出要求，會議指出，要繼續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用繡花的功夫實施精準扶貧。這充分顯示了中央的決心和國家的意志。筆者認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不僅要靠國家力量、行政力量和外部投入，更重要的是踐行治理理念，要以治理為核心來有效推進。以治理為核心就是將治理作為精準扶貧的基礎、杠桿和主要手段，將多元、參與、互動的治理特點融入到精準扶貧的方方面面中去，聚集最大的力量，形成最大的合力，取得最大的成效，確保精準脫貧的有效實現。

　　一、以治理為基礎推進精準脫貧

　　精準脫貧是國家治理能力達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同時也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因此，精準脫貧要立足于治理，借力于治理，以治理為基礎推動和實施。具體看來，一是治理為精準脫貧提供組織載體。精準脫貧需要一個廣闊的平臺，一個有效力的載體推進實施，而治理則為精準脫貧提供了一個多元主體參與的載體，政府、社會和村民都以這個載體為基礎，組織各種力量實施精準脫貧。二是治理為精準脫貧提供制度規范。精準脫貧涉及大量的國家投入和社會資源的分配，要確保這些投入和資源真正服務于扶貧，而不是被挪用、被截流、被侵吞，就需要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和科學考評。這不能單方面由地方政府分配、宣布，需要多方參與的治理制度來保障和規范。三是治理為精準脫貧提供持續保障。行政推動或者外部“輸血式扶貧”，沒有產業基礎、沒有內生需求、沒有農民參與、沒有治理載體，這樣的扶貧和脫貧只是“美麗的泡沫”，一觸即破，不可持久。要保證永久脫貧，保證不返貧，就必須將農民和相關社會主體組織起來共同建設、共同治理，形成與當地資源條件、市場要求、農民需求一致的扶貧方案與脫貧途徑。只有這樣，才能夠在多元的治理體系的呵護下實現長久脫貧。

　　可見，治理能夠為精準脫貧提供組織載體、制度規范和持久保障。概言之，治理是精準脫貧的重要基礎。

　　二、以治理為杠桿促進精準脫貧

　　治理不僅是精準扶貧的基礎，還是驅動精準脫貧的杠桿。首先，治理是整合社會力量的杠桿。精準扶貧、脫貧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一項長期工程，不僅需要國家強力實施，還需要社會各界配合，更需要村民的主動參與。這些主體在各自的系統中獨立運行，只有依靠治理才能夠將國家、社會和村民等主體整合起來。有效的精準扶貧一定是眾多主體的聚合，絕對不是黨和政府單打獨斗，也絕不是農民自拉自唱，而是多類主體的“大合唱”。其次，治理是聚集社會資源的機制。精準扶貧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智力資源。如果僅僅依靠國家投入，不僅成本巨大，而且難以持續，更難以形成良好的機制將國家的資源與農村的發展有機聯結起來。只有通過治理才能起到聚合作用，一方面將國家、社會的資源聚合到精準脫貧工程上來；另一方面，通過治理平臺能夠將農民所想、市場所需和各方所投有機聯結在一起，將外部資源與內部要素真正有機結合起來。可見，以治理為杠桿推進精準脫貧，不僅具有積沙成塔、集腋成裘的資源“吸納”作用，還有以點帶面、以小博大的資源“放大”功能。

　　三、以治理為方法實施精準脫貧

　　鑒于治理的基礎作用和杠桿功能，各級政府在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過程中一定要善用治理、巧用治理、活用治理，將治理理念、原則和方法貫穿于精準扶貧和脫貧的全過程。

　　首先，精準脫貧方案的制訂要有治理的理念。各級政府在制訂精準脫貧方案時要將治理理念融入其中，要鼓勵專家學者、市場企業、社會各界人士等參與精準脫貧方案的制訂，吸納各方的智慧和資源，使精準脫貧的方案與資源條件、環境條件、村民意愿和社會期待高度契合。

　　其次，精準脫貧資源的分配要用治理的方式。精準脫貧的實質是資源的再分配過程，即將聚合起來的資源分配到地縣、鄉鎮、村莊、農戶及各個產業。資源分配不能單靠政府行政配置，也不能僅憑專家核算。而應是在國家主導下，由政府、社會、專家和村民等多主體在溝通互動中完成，從而使資源分配的脫貧效果更具效率性和公平性。

　　再次，精準脫貧方案的落地要靠治理的平臺。精準脫貧方案落地一定要依靠、借助治理平臺。如果沒有現成的、有效的治理平臺，就需搭建包括政府、社會、村民在內的多元互動的新治理平臺，創建治理機制，通過平臺和機制來共同落實脫貧方案。如果有現成的治理平臺，則要充分尊重和發揮社會、村民等非政府主體在落實中的治理功能和作用。只有依靠多元治理平臺，才能夠將精準脫貧方案真正落地，并確保落地的精準性和有效性。

　　第四，精準脫貧成效的考核要依治理的標準。最近一段時間，有些地方政府宣布精準脫貧已經實現。隨著2020年的迫近，也將會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宣布脫貧成功。其實，政府的這種自我宣告在程序和公信力方面是值得商榷的。從治理的角度來看，必須由治理平臺委托相關的第三方按照治理的標準、要求進行獨立的評估，其脫貧的成效才具有可信性和權威性。

　　（作者簡介：鄧大才，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執行院長、“長江學者”青年學者。出版《湖村經濟》《城鄉經濟》《平原經濟》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