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兒防老”是基于血緣關系的傳統角色規范，是不容置疑的信任關系，但是今天的父母已經不能完全指望養兒防老，于是出現了新的養老模式——“以房養老”。雖然訪談中有很多人表達“養房也不一定防老”的觀點，但和“養兒防老”相比，更多的城市人還是認同“以房養老”。

　　夫妻之間親密關系與互助的角色規范依然是人們的共識，所以無論是傳統鄉村的農民還是現代都市的市民都不贊同“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當頭各自飛”的說法。是否支持“婚前財產公證”是對婚姻關系未來預期的風向標。婚姻家庭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人最可靠的生活共同體，家人最可信不僅是一種社會態度，而且簡直就是信仰。問卷調查和訪談結果顯示：面對婚姻關系的脆弱性，農村人采取抗拒的姿態，城市的中年人痛苦糾結、彷徨無助，而新生代年輕人主動選擇規避婚姻風險的制度信任——“財產公證”。家人之間的原始角色信任開始出現利害關系的權衡。

　　與此同時，熟人之間的信任建立，更多的來自頻繁人際交往過程中產生的熟知、可靠與認同，而不再是角色關系帶來的情感聯結。信任作為一種社會態度，是由認知和情感兩方面構成的，傳統“親而信”的模式中，人們看重的是關系，是對親近角色規范的深信不疑，進而滋生出情感信任。今天，熟人間的信任更多的是理性認知而較少情感導向。陌生人在傳統熟人社會是被提防的可疑者，但都市是由陌生人組成的社會，大量的社會互動發生在陌生人之間。

　　借錢問題與利益和信任高度關聯，調查顯示借錢基本上只能發生在家人與熟人之間，親近關系依然是很重要的信任基礎，但也只是借錢的前提條件，借與不借的關鍵因素是信譽和償還能力。許多人的答案表明寫借條和找證人也不會促使自己借錢給對方，但是同意借錢后，靠譜、懂事的人一般都會主動而堅決地打借條，讓人多少增加點安全感。對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信任事件進行分析，我們能清楚地看到關系取向和利益取向是如何復雜、糾纏地存在于信任發生的過程之中。人際信任模式正由“親而信”向“利相關”轉向。

　　從“親而信”向“利相關”的信任模式轉向，是社會轉型帶來的

　　信任模式的轉向是如何發生的？這便涉及西方社會學的兩個重要概念：現代性和風險社會。現代性始于17世紀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經過漫長的發展和完善，至今已成為在世界范圍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行為制度和模式。現代性的發展一方面給人類帶來顯而易見的福音和便利，另一方面也給社會和人類自身帶來了分裂和沖突。向現代性前進就不得不意味著和過去告別，為了追求現代生活，人們不得不離開或放棄原有的熟悉生活方式，現代性和傳統性成為一種對立的概念。這種對立如同人在走路時所遇到的一個突然而至的階梯，雖然階梯的高度并不是太高，但一時的難以適應、不安和焦慮卻是在所難免的。

　　與全球化發展趨勢相一致，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也在受到現代性的影響，正處于這樣一個不安的時期。現代性使市場經濟大潮如火如荼，社會流動加快，人們以經濟利益為主要追求，社會關系變得更為復雜，風險便也由此產生。

　　現代性與高風險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主要特征。急劇的社會流動給人們帶來了許多的短期交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復雜多變，這讓人們產生了憂慮和不安。如何能減弱這種伴隨風險而來的消極情緒，最穩妥的方法就是盡一切力量來規避可能的風險。此外，風險社會滋生出太多的誘惑和不確定因素，市場經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太多的利益紛爭和博弈權衡，關系不再是信任產生和維系的保證，人們會通過理性的利害權衡，比如信任他人的人品和能力、準備“以房養老”、認同婚前財產公證等，以期降低人際信任的風險。

　　從“親而信”向“利相關”的信任模式轉向，是社會轉型帶來的。只是，我們迫切需要思考的是：人際信任如何以新的機制重新建立，社會信任的基石如何從人際信任轉變為制度信任，“利相關”的人際信任模式如何帶著中國社會迎接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