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復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甄妮

　　打開主流西方媒體的網站，會發現上面有很多對于“中國威脅論”的報道。這種報道有不同的版本：以BBC為代表的媒體更多是相對有邏輯的報道；以CNN為代表的是相對偏重煽情的報道；以《紐約時報》《華盛頓自由燈塔》等為代表的是更具意識形態色彩的報道。這種區別與不同媒體的商業運營模式有著密切的關系。

　　鑒于BBC在西方媒體中“首屈一指”的地位及其中文網站運營比較成功，文中的例子更多選用的是BBC新聞。需要說明的是，受資金來源等因素影響，相對來說BBC是一家具有反商業化理念的西方媒體，對為了博人眼球而刻意制造噱頭的行為相對具有一定的自我反思和控制，但即使如此，在 BBC的有關報道里，很多在中國人來看既缺乏事實基礎，又缺乏內在邏輯的“中國威脅論”仍然廣泛存在，由此提出的問題，是如何在更深層次上去分析和探求“中國威脅論”被西方媒體以及受眾廣泛認可的原因。因為只有找到這樣的原因，才能真正做出有針對性的回應。

　　簡要回顧近年來BBC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體對于中國的報道，發現其中引起西方民眾對中國負面印象的報道涵蓋面很廣，包括了軍事、內政、經濟、民生和少量的法律、教育（多以民生報道的方式體現出來）在內的各個方面。

　　繼續深入分析這幾類文章的邏輯，發現BBC為代表的西方媒體構建的“中國威脅論”呈金字塔型，不同類別的文章分處金字塔的不同層次。其中，不涉及法律和教育內容的民生類文章，例如高房價引發年輕一代的焦慮感等，處在 “金字塔”的最底層；針對教育和法律內容的民生類文章處于倒數第二層；內政類的文章位于倒數第三層；軍事類的文章位于倒數第二層；而高居金字塔尖的，是經濟類文章。位于“金字塔”的每一層的報道，都是其上一層報道的有力證據，而上一層報道，又是緊鄰的下層報道的集中體現，并暗示性地表明了下層報道出現的深層原因。這里要強調的一點是，這一“金字塔”體現的，并非是這些元素在中國社會中的邏輯關系，而是深藏于BBC報道中的，引導西方民眾將中國視為“威脅”所暗中使用的邏輯關系：即用來自中國的案例，誘發西方民眾本來就存在的負面情緒，并將其指向中國；其運作機理，是心理學上的“移情”，表現則是西方受眾將源自自身歷史以及社會實踐累積的負面情緒，歸因于中國，將負面情緒帶來的攻擊行為，包括心理、話語乃至行動層面的攻擊行動，指向中國。

　　高居塔尖的經濟驅動力，則是“中國威脅論”被西方百姓普遍認同和接受的歷史心理學原因。西方民眾在媒體的引導下，將西方歷史上的重商主義邏輯套用在高速發展的今日中國身上，由此產生了對中國的抵觸。

　　西方歷史上的重商主義邏輯，是資本主義早期發展過程中邏輯的體現。這一邏輯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從公元14世紀開始，歐洲工商業城市逐漸興起，中央集權制度隨之被西歐統治階級采納。當時，西歐各國的統治階級普遍與商業資本家合作，以增加財政稅收，同時加強君主權力。這一過程中，農民的土地所有權通過“圈地運動”被統治階級與商業資本家聯手剝奪。16、17世紀，隨著重商主義的加速擴張，民眾的民族主義意識日益強烈，西歐國家開始通過對外擴張來獲取財富，資產階級的利益都需要由民族國家這一載體來實現。

　　在理論上，1776年，隨著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對“重商主義”經濟思想的批判，重商主義逐漸被主張自由經濟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所取代，慢慢失去了主流經濟理論的地位。西方民眾對于“重商主義”及相伴隨的對外集權、對外擴張產生了批判性心理。人常常被眼前的忙碌蒙蔽，但歷史的記憶總會深埋在人們心中。隨著時間的發展，重商主義成為了一個“筐”，所有對現實資本主義缺陷和不滿的批判，都可以放到這個抽象的“框”里進行批判。這種批判，是現代資本主義維穩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可以通過批判宣泄和引導民眾中累積的負面情緒。

　　當中國通過改革開放，遵循國際標準進入世界市場的時候，上面說到的重商主義的“筐”，開始具有了新的價值：用來定義和理解中國的崛起，引導民眾偏離對中國真實行為、制度設計以及現實政策的準確認識，轉而以既定的傳播框架，即“中國威脅論”，來構建、引導和發泄對中國的不滿。

　　讓我們重新回顧一下BBC 的“中國威脅論”“金字塔”，民生需求作為民族主義土壤，教育過程中對民族主義的強調、和法律制定過程中的“自我松綁”，內政中強有力地領導者出現，軍事上的作戰準備以及經濟上對貿易順差的需求，無不一一指向西方國家歷史上的“重商主義”發展全過程。

　　然而，中國對此并非“無力回天”。現階段，我們整體上困守在東方主義話語體系中，試圖在這種話語體系中找到奪取話語主導權的出路，結果常常是一方面“自說自話”，另一方面任由西方媒體在其話語體系中遵循其原有的套路，制造、引導、渲染、傳播“中國威脅論”。

　　基于這類教訓，我們應該主動淡化“東方主義”話語中的“他者”身份，充分發揮包括國防部、外交部在內的各類官方信息發布平臺的積極作用，努力與西方國家話語聯通，一方面加緊議程設置，爭奪話語權；另一方面充分解釋和宣傳獨特的中華文化，用在中國發生的鮮活的事實作為素材，指出基于刻板框架傳播中國威脅論的報道中的硬傷，以及用更加全面和開放的方式，點醒陷入西方媒體話語陷阱的西方民眾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