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一個需要深刻認識到的現象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科技創新和社會制度的逐步全面崛起，“中國威脅論”也逐步活躍起來，成為某些國家人為制造出來的縈繞在中國周圍的“幽靈”，成為某些國家試圖包圍甚至試圖遏制中國的“巨大繩索”。事實上，我們迫切需要以一個冷靜面對和從容應對的心態，來看待當前似乎塵囂甚上的“中國威脅論”。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在經濟社會全面崛起進程中，必然會遇到各種問題、不容回避的障礙以及必須要破除的藩籬?！爸袊{論”是在踐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過程中，短期內難以擺脫的發展競爭“副產品”。

　　在我們看來，某些國家一味制造、鼓吹和放大“中國威脅論”，其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本質動機和戰略意圖。首先，是對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所持有的“零和博弈”心態和狹隘發展判斷思維的反映。在某些發達國家的某些領導者和精英份子眼中，如果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人民均過上美國當前這樣的生活水平和消費模式，地球的資源顯然是不能夠“承擔”的。因此，中國的經濟發展必然會對這些發達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福利造成“擠占”效應甚至“替代”效應，中國的經濟發展必然就會帶來直接的巨大“威脅”。其次，是對人類多樣化的發展價值觀理念體系和不同發展模式的“天然”排斥思維的反映。客觀來看，不少西方國家的所謂主流學者們一直固執地認為，只有遵循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機制和資本主義“惟利是圖”的動物精神，才是推動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唯一“正確”道路。片面認為堅持“共同富裕”、“一切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強調政府和市場功能有機結合的社會主義模式，是不可能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最后，是對維持某些發達國家全球霸權利益的根生蒂固的既得利益者思維邏輯的反映。當前，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西方發達國家的領頭羊，掌控著全球貿易和投資治理機制和規則的制定權，同時，也擁有全球最為先進的科技創新體系以及依附其上的全球最強大軍事力量體系。這些綜合優勢非但沒有激勵美國成為全球所有國家公平獲得和平發展機會的保障者，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變異成為美國維持自身全球霸權利益、持續攫取全球發展利益的手段和籌碼。面對中國的經濟社會全面崛起，最近一段時期以來，美國總是在自我感覺陷入了中國所堅持的和平和發展全球大局觀的“圈套”，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到是選擇“全面對抗”還是選擇“互利共贏”的戰略搖擺之中。

　　從“蘇聯威脅論”到“俄羅斯威脅論”以及當前的“中國威脅論”，最近這一百年來，人類社會似乎經歷了太多的人為制造的“威脅論”以及其帶來的戰爭和混亂。戰爭和混亂以及由此帶來的恐怖主義卻成為過去的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的直接威脅。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很多國家的人民，也終于認清這些人為制造的“威脅論”的意圖和本質，產生了共同的強烈厭倦感以及更多的反對聲音。更多的國家和人民也期待著“中國崛起”帶來的新發展機遇期，期望中美這樣的大國能夠為全球經濟增長帶來更為強大持久的經濟動力，渴望代表全球更廣大國家發展利益的新全球經濟治理秩序的加速形成，而非只能容許發達國家發展空間或者少數國家擁有“偉大”機會的舊有全球經濟秩序的固化。因此，全球經濟治理新秩序的加速形成勢不可擋。中國和美國等這樣的大國，只是這個不可逆轉的偉大過程中的一個具有一定力量的參與者或推動者而已，唯一的選項就是順應和促進這個轉變過程的形成。

　　面對某些國家人為制造和操弄的“中國威脅論”，中國要有主動的破解化解能力和戰略定力。一方面，中國應繼續發揮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作用，這是中國破解“中國威脅論”的最有力武器。中國經濟發展雖然進入新常態特定階段，經濟增速雖然有所放緩，但仍會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保持中高速增長，經濟速度繼續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最前列。當前，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已超過30%，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另一方面，在面對“中國威脅論”的壓力下，中國的根本性戰略應對策略應該是堅持改革開放，中國所堅持的包容式和開放式發展模式，必將讓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更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更大層面上分享“中國崛起”帶來的發展機會和經濟利益，“中國威脅論”在這樣的客觀事實面前就自然會不攻自破，“中國機遇論”也就會逐步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