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的西傳與歐洲近代哲學形成的貢獻

　　當中國哲學被傳教士翻譯并介紹到歐洲去之后，其對歐洲的啟蒙運動和西方近代哲學的形成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萊布尼茲的《論中國哲學》、馬勒伯朗士的《一個中國哲學家與一個基督教哲學家的對話》、沃爾夫的《關于中國人道德哲學的演講》、伏爾泰的《論孔子》、魁奈的《論中國的專制主義》等著作，都是當時著名歐洲哲學家對中國哲學所做出的積極回應。

　　伏爾泰認為：第一個哲學家不是任何一個希臘人，而是中國的孔夫子。這種觀點在今日的西方中心主義者頭腦中是無法想象的。然而，如今的西方學者也沒有忘卻這段史實，如，由英、美兩國學者編寫的《劍橋17世紀哲學史》一書，開宗明義在其《序言》中就把近代歐洲哲學產生的外來思想資源歸結為兩點：其一是希臘哲學的發現，其二是中國哲學的傳入。正如斯塔夫里阿諾斯所寫的那樣：“當時，歐洲知識分子正被有關傳說中的遙遠的中國文明的許多詳細的報道所強烈地吸引住……實際上，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國的歷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國由于其孔子的倫理體系、為政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對學問而不是對作戰本領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業藝品如瓷器、絲綢和漆器等，開始被推舉為模范文明。”

　　我們還可從以下兩個方面看中國哲學對歐洲哲學的影響：

　　——“實體”或“本體”與無神論

　　希臘哲學提出了“實體”概念，“實體”或“本體”就是宇宙的本質存在和本源存在，故形成了希臘哲學的本體論傳統。但中世紀歐洲人不知希臘哲學為何物，由于十字軍東征，希臘哲學才被發現。13世紀歐洲出現了理性神學，即經院哲學，所謂“經院哲學”，實際上只是神學的婢女——神才是最高、最后的本體。到了17世紀，歐洲終于誕生了希臘式的理性主義哲學，笛卡爾被公認為是其創始人。與笛卡爾齊名的還有斯賓諾莎與萊布尼茨，此三人并稱為“歐洲哲學之父”。三個人有著共同的學脈聯系，可統稱為“笛卡爾學派”。

　　許多人不知，笛卡爾學派的三大創始人都與中國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笛卡爾與斯賓諾莎有著相同的學術師承，那就是耶穌會士；而萊布尼茨自始至終與在華的耶穌會士保持著通信聯系。笛卡爾從8歲到16歲在耶穌會學校中接受了8年教育，這影響了他的一生，致使“他的著作泛發著一股從柏拉圖到當時的任何哲學名家的作品中全找不到的清新氣質”。斯賓諾莎的哲學，被德國哲學家謝林和黑格爾說成是一種異于歐洲傳統的“外來種”，是“東方的余風流韻”，康德甚至直指斯賓諾莎的哲學來自于中國的道家哲學。至于萊布尼茨，他畢生都推崇中國哲學，而且益于言表。

　　——德國哲學與黑格爾

　　在歐洲，德國民族是哲學的民族，康德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創始人，黑格爾是德國古典哲學發展的高峰。康德是十八世紀的人，為什么到十八世紀德國才有所謂的“古典哲學”？照理說，17世紀的萊布尼茨才是德國哲學的真正創始人。實際上，康德是萊布尼茨、沃爾夫的徒孫子，是“萊布尼茨——沃爾夫”學派的嫡系傳人，而且“萊布尼茨——沃爾夫”學派又是在德國倡導中國哲學的重鎮，因此，康德哲學也有著深厚的中國因素影響的背景，所以后來尼采就把康德說成是“哥尼斯堡的中國人”。

　　至于后來者黑格爾，盡管他對孔子和中國哲學說了許多貶低的話，但他為了解中國文化下了很大功夫。如，他在寫《歷史哲學》時幾乎讀了當時所能搜集到的所有關于中國的文字材料和譯成西文的各種中國經籍。除此之外，黑格爾對前人的中國文化觀也是熟悉的，他確實也說過一些中國的好話。如黑格爾說：“歷史必須從中華帝國說起，因為根據史書記載，中國實在是最古老的國家。”他認為在中國實際上不存在著貴族階層，除皇室以外，人人平等；科舉選拔官吏的制度值得歐洲人學習，“只有那些機敏的人才能參政。要職都由最具有科學文化知識的人擔任，因此中國常常被稱為理想的國家，甚至于被當作我們應當效法的樣板。”他注意到科學和文化在中國受到重視，“如果我們談到中國的科學，那么我們迎面碰到的便是關于它教育先進、歷史悠久的顯赫名聲。假如我們深入一步，那么我們看到的是：科學極受尊重，確切地說，公開受到政府發起的高度評價和促進。”

　　中國哲學的“道”或“太極”，在黑格爾那里叫做“絕對理念”或“絕對精神”，中國哲學的“一陰一陽之謂道”在黑格爾那里就叫“正反合”或“對立統一”或“否定之否定”。在西方哲學家中，再也沒有哪一位哲學家的哲學思想像黑格爾那樣與中國哲學這樣接近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看到了這點，朱謙之先生甚至認為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就是中國古代儒家經典《大學》的翻版。當然，黑格爾杰出的獨創性成就也是不容否定的。

　　眾所周知，德國古典哲學，尤其黑格爾哲學，正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直接來源。

　　始于四百年前的中學西傳以及歐洲啟蒙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回應，成為歐洲近代哲學發生重大轉向的外部動力，其顯著成果便是在哲學領域用“理上帝”取代了“神上帝”。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啟蒙時代的歐洲思想界所需要的是一個理想化的中國，而當時的中國并非像他們描述的那樣理想，相比正在崛起的歐洲，中國國勢已呈日趨下降之勢。第二，啟蒙主義哲學家對中國哲學的吸收基于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因此，中國的思想文化傳入歐洲后在很大程度上被歐洲化、本土化了，以致在今天看來，即使一些典型的中國文化要素，也被抹上了一縷明顯的異域色彩。歐洲思想家一方面運用來自希臘和中國的“理性”與無神論哲學作為反封建、反教會的銳利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他們把中國哲學“原則”融入歐洲哲學范疇、納入了西方的思維形式之中，中國元素被深深埋藏在西方語境的深處。

　　（本文為作者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基督教愛國代表人士研修班所授課程《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影響》講義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