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張允熠

　　編者按：中華文明延續發展數千年，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提到中華文明對世界發展的貢獻，人們首先想到 “四大發明”，其實，中國影響世界的不僅是科學技術，中國文化亦對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古代的書法、詩歌、繪畫獨樹一幟，中國的文官制度對西方人才選拔系統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啟蒙運動和西方近代哲學的形成也影響頗深。

　　“現代世界賴以建立的種種基本發明和發現，可能有一半以上來源于中國……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尾舵、羅盤、多重桅桿等改進航海及導航技術，歐洲絕不會有導致地理大發現的航行，也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國。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馬橙，使騎手能安然地坐在馬背，歐洲就不會有騎士時代。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槍炮和火藥，也就不可能用子彈擊穿騎士的盔甲, 從而結束騎士時代。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造紙術和印刷術，歐洲可能要更長期地停留在手抄書本的狀況，書面文獻不可能如此廣泛流傳。”

　　美國記者羅伯特?坦普爾曾把李約瑟的名著《中國古代的科學與文明》提煉為一個濃縮本，名為《中國: 發明與發現的國度——中國科學技術史精華》。這本書選擇出中國古代的100個“世界第一”的科技發明與發現，并配上100幅圖片，加之活潑流暢的文筆，成為普及中國古代科技文化的通俗讀本。羅伯特?坦普爾通過比較研究，驚奇地得出上面的結論。

　　其實，中國影響西方的，不僅僅是科學技術，更有中國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與思想文化。

　　16-17世紀中國思想文化西傳歐洲

　　公元13至15世紀，歐洲走出長達千年的漫長、黑暗的中世紀，開始踏入近代文明的門坎。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五百年間，歐洲流行的是“東方主義”，當時的歐洲知識分子“對東方的一切都著迷”（這時的東方主要指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國），歌頌東方、贊美東方和崇尚東方的言詞見于該時期許多著名學者的論述中。東方被西方涂上了一層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寫道：“當時，歐洲知識分子正被有關傳說中的遙遠的中國文明的許多詳細的報道所強烈地吸引住。這些報道以耶穌會傳教士的報告為根據，引起了對中國和中國事物的巨大熱情。實際上，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國的歷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國由于其孔子的倫理體系、為政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對學問而不是對作戰本領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業藝品如瓷器、絲綢和漆器等，開始被推舉為模范文明。”萊特斯也說：“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一般都認為中國遠勝于歐洲，不論在科技或在經濟上皆然。”在18世紀歐洲人的心目中，中國是“哲學家當王”的國度，是歐洲人應該“學習的榜樣”，這種情況直到19世紀才真正有所改變。

　　16世紀，來華的歐洲基督教耶穌會士利瑪竇，首先用拉丁文翻譯朱熹注的《四書》，經金尼閣等人傳入歐洲后，在歐洲引發了“中國熱”，“中國學”（Sinology）也正式登堂入室成為歐洲的顯學。到17世紀末葉已有數十種中國經典譯本在歐洲流行，歐洲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和哲學的著作也不斷涌現，影響所至逐漸超過中國經典原著本身，直至今天，人們還能在梵蒂崗圖書館看到十四種西人研究《易經》的著作。17世紀的歐洲學者評介和研究中國哲學的著作影響最巨者當推比利時神父柏應理于1687寫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該書的中文標題是《西文四書解》，其《導言》部分對中國哲學的儒、釋、道三家都有評介，并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圖，介紹了宋代朱熹的理學和易學研究以及朱注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等書目以及“太極”、“理”等新儒學范疇。有“歐洲的亞里士多德”之稱的萊布尼茨，曾評價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說：“這部著作并非由孔子親手著成，而是由他的弟子將其言論加以收集、編輯而成。這位哲學家超越了我們所知道的幾乎全部希臘哲學家的時代，他總有著熠熠閃光的思想和格言。”作為笛卡爾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和歐洲近代哲學的創始人一，萊布尼茨的話反映了當時歐洲主流思想家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重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