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的起草過程體現了中國經濟決策的“三化”：民主化、科學化和制度化，保證了重大政策的正確性和及時調整的靈活性。如經濟增長率的預期目標到底是多少？國務院會請幾家研究機構提出方案，最后協商確定。通過專業智庫和專家的參與，一些專業化的指標目標能夠更加科學。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實踐不斷完善，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制度安排。這和美國的否決體制有很大區別，比如說總統行政當局提出的議案，國會否決；在兩院中，眾議院通過的議案，參議院否決；在兩黨中，一黨議案，另一黨否決。美國智庫學者對我講，他非常羨慕中國的決策方式，只要中國領導人想推動工作，各部門會形成合力，這在美國是做不到的，大家相互制衡，相互制約。大家也知道，特朗普馬上就將否決奧巴馬時期最大的改革之一，即醫保改革。因此，美國的否決體制像“翻燒餅”，很多政策既不能形成共識，也不能實施下去。

　　二、對2016年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評價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一直持續跟蹤政府工作報告的第三方評價。這里涉及到怎樣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到底是樂觀論還是悲觀論？如果是樂觀論，依據是什么？是不是經濟增長率越高就越好，反之則不然？因為許多悲觀論就是依據經濟增長率，從我們的視角看，不僅是片面性，也不夠專業化。我們是從目標一致法的視角，不僅定性，而且定量的評估政府工作，保證其客觀性、全面性和科學性。

　　的確，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個“測不準問題”。既然物理學上有不確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更不要說像中國這一巨型社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都會遠超過自然界的現象。這不只是一個認識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論的問題。1978年以后中國經濟起飛，很多組織對中國經濟進行預測。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最專業的組織，對中國的經濟預測也會產生較大偏差。我常舉的例子是世界銀行，世界銀行在1985年作過關于2000年中國的長期預測，中國經濟增長率在5.4-6.6%；1997年在香港又公布了對2020年中國的長期預測，如2000-2010年為6.9%。但是，它們的預測誤差很大，大大低估中國的發展潛力，因為中國人民的發展潛力、創造力、創新力很難用一個干巴巴的經濟增長模型來預測的，盡管它是一個重要的預測工具。

　　對中國經濟發展未來趨勢還有一個持續不斷的爭議：中國經濟發展到底是光明論還是崩潰論。美國的經濟學家和專家，他們自己也發現每個人預測的記錄都不那么好。國內也有經濟學家發表文章，標題危言聳聽。然而我們也做了更專業的研究，比如《中國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中國高技術產業如何趕超美國》（《中國科學院院刊》2016年第2期），《大國興衰與中國機遇：國家綜合國力評估》（《經濟導刊》，2017年3月號）。其中就做專業的分析，提出中國經濟不僅沒有崩潰，而且在多個方面已經超過了美國。中國是不是威脅？最近一位澳大利亞的導演約翰·皮爾格專門制作了一個紀錄片，叫《即將到來的對華戰爭》，從他的視角揭露了所謂“中國威脅論”是怎么制造出來的，很有價值和意義。

　　2016年1月1日，我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了《2016：中國“十三五”開局之年》一文，強調中國將在2017年大展宏圖。首先最重要的標志是，中國通過用將近兩年半的時間，2016年的“兩會”就是正式批準和公布了“十三五”這個大的戰略謀劃。它從2013年就開始設計、調研、分析、預測“十三五”規劃，我們作為智庫之一參與到全過程中。它的主題就是如何如到2020年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第二就是積極推動“十三五”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良好開局之年，后面會談什么叫良好開局。第三就是根據中央的精神，全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總目的就是中國作為經濟巨輪應當行穩至遠，一年一大步、五年一個大臺階。以上是我對2016年的一個判斷。

　　怎么樣來分析2016年呢？評論中國的經濟，一定要有白紙黑字的依據。我這里有三個依據：第一個依據是2016年3月5日李克強向全國人大的報告，即政府工作報告的最后一部分“2012年重點工作”；第二個依據是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2017年2月28日）；第三個依據是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的第一部分，“2016年工作回顧”。我們的做法就是讓數據說話，讓事實證明。方法是“目標一致法”，采用完成率來定量評估。

　　我們就是根據目標一致法，對2016年這幾項目標，以及根據“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提出的25個主要經濟與社會指標的實現情況來衡量。25個指標中只有一個指標，即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研發支出與GDP之比）沒有實現，按理說應該達到2.2%，但是實際結果是2.08%，原因是2015年的GDP統計做了一個調整，不是原來的2.10%，而其他指標全部都實現了，大多還是超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