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國保持了宏觀經濟基本穩定，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來，一是較低的經濟增長波動系數，從1996年首次實現經濟軟著陸之后，我國的經濟增長波動系數沒有超過20%。二是中國保持了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CPI平均上漲率是5.2%。從1996年到2016年的20年，CPI年均上漲率在2%以內（1.9%），實現了經濟學教科書上的一個均衡或理想狀態，即高速、穩定的增長，又是低通脹的增長。

　　第四，更重要的是我國創造了世界最大規模的就業崗位，我國從業人員在1978年只有4.01億人，到2016年達到7.82億人，整整增加了3億多人。目前全球失業人數超過兩億人，中國城鎮失業人數960萬人，占世界總數比重不足1/20。

　　那么，中國創造這一經濟奇跡背后的原因何在？這與中國的經濟決策的制度和機制有什么關系？我國在世界上有什么獨特的政治優勢，又是如何將這一政治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的？中國最重要的優勢就是共產黨執政，共產黨執政的優勢在于它的經濟決策的制度性安排。中國的經濟決策機制不同于其他經濟大國，如G20國家。這些國家基本實行總統制、內閣制或議會制等制度安排。國際競爭表面上看起來是經濟競爭，其本質是制度競爭，尤其是國家決策機制。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中國會在G20國家中主要經濟指標最好（我會在下面談到）。

　　中國的決策機制的民主化、科學化、制度化，突出表現為三大決策過程，即黨中央決策，國務院決策以及和全國人大決策。我國的決策過程本身是一個民主與集中相結合，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的過程。

　　第一步是黨中央決策機制，即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黨中央領導經濟工作、作出重要經濟決策的最重要會議制度。從1994年11月底首次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形成了這一重要的會議制度。1994年，中國爆發了歷史上最嚴重的通貨膨脹，CPI上漲率高達24.1%，為此中央首次召開經濟工作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通常由總書記做主旨報告，總理做會議總結性報告，從而形成了一個慣例性的會議制度安排。這是一個典型的“挑戰-應戰”模式，重要的是以制度創新來應戰，又將挑戰轉化為機遇。

　　一年一度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主要任務是分析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總結當年經濟工作，提出下一年度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和主要任務，明確下一年度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對經濟社會發展重點工作具體部署。第一方面是分析經濟形勢，二十多年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主要集中于分析國內經濟形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會議開始關注國際經濟形勢。第二個方面是總結當年的經濟工作。第三個方面是提出下一年度的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包括重要的任務，確立下一年度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并且對經濟社會發展重點工作作出具體部署。

　　2016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經濟決策的大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參與者范圍逐步擴大，原來主要是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省委書記、省長，以及各中央部委負責人，而后進一步擴大為中央企業黨委書記、中央直屬高等院校黨委書記，還包括若干中央金融企業黨委書記等。通常，我們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稱為“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不僅覆蓋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還覆蓋了所謂非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從公共政策制定的視角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是信息溝通、知識分享的過程，包括關于國際形勢的知識、國家形勢的知識、各行業的知識。這就有利于形成政治共識，做出經濟決策。

　　黨章沒有規定每年應該召開兩次全會。1956年黨章規定每年召開兩次中央全會。1982年修改黨章，不再規定每年召開兩次全會。1994年，黨中央針對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行制度創新。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可視為一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這就形成每年是一次中央全會和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決策機制。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作出重大專題性決定的會議，著眼于并指導于中長期，后者可作出重大經濟決策的會議，著眼于并指導于當前全面工作。兩者形成不同分工、互補性極強的決策機制。

　　第二步是國務院決策，即政府工作報告。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之后，國務院立即成立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由總理擔任組長、副總理擔任副組長，起草政府工作報告。2016年12月底完成初稿。之后進入討論、修改、審議程序。中間經過了多次修改，其中黨中央、國務院先后召開四次會議，對報告進行審議討論，如李克強總理親自主持召開專家學者、企業界、科教文衛方面人士參加的座談會。在這個過程中，各民主黨派積極建言獻策，直接為政府工作報告提供重要建議。報告征求意見稿下發到全國黨政軍群各部門，總共發出幾千份，收集到上千條意見，形成重要的修改意見。中國政府網等單位還發起了“我向總理說句話”活動，如同直通車，直接表達訴求、建議、意見等。上述廣泛參與、民主決策做法在全世界也是及其獨特的。李克強總理主持國務院的常務會議，進行討論。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也會召開黨組會議，具體討論并提出修改意見。2017年2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政府工作報告進行審議。

　　第三步是全國人大決策，即3月5日李克強總理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由全國人大代表審議，也包括全國政協委員對報告討論和建議。

　　政府工作報告總共1.8萬字，從起草到初稿，從征求意見稿到最終稿，都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表達了人民各界群眾對持續發展經濟、不斷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的愿望。所以我把三月份稱為中國的“政治民主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當天，不僅是全國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在會場聆聽總理的報告，同時也會向全國乃至全世界來公開的播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