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西方國家國內政治的影響下，對外援助逐漸轉變成了以改變制度為主的“軟產品”和以教育和衛生等干預為主的福利型產品。這些產品當然同時也是工具性的，它通過能力建設、教育水平和衛生條件的改善來提高人力資源和制度的供給水平，從而提高生產力。但是，結果似乎并不理想，反倒產生了福利性援助依賴和治理能力的破壞（如內戰、獨裁、轉變、腐敗等等）等問題。西方發展道路的失敗已經成為是一個共識，很多人類學家和發展學家都揭示了干預性援助失敗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原因，所以在援助的機制上避免干預是非常重要的。

　　對比西方，中國在建國以后很長一段時間的對外援助，雖然具有一定的階級性和意識形態性，但實際上當然也具有全球公共產品的性質。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國又開始逐漸調整對外援助政策。特別是最近幾年，快速的經濟發展讓中國在全球的領導作用越來越明顯，中國對外援助也有了顯著的變化，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成為中國對外援助的一個主要方面。

　　目前，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民眾如何分享發展成果是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按照所謂的西方標準，中國是不大夠格作為一個新的領導者的。但是誰能預測中國就不會在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摸索出一個特殊的經驗？誰敢做出中國不會為世界提供一個不同經驗的終結性判斷？中國是否能為全球的繁榮和文明的發展做出其特殊的貢獻，能否提供一個通向這個目標不同的路徑？這是世界對中國的疑問，也是中國對自己的思考。

　　事實上，中國能為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恰恰是如何解決世界各種問題的經驗，而不是一個既有的模式和框架。一段時間以來，我們主要依托國家的主導力量通過高積累和投資來促進高增長，同時繼續依托國家力量來調整發展格局。雖然這種策略能否作為普世的經驗的確需要慎重考慮，但是其中的一些要素無疑得到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認可。這個過程中孕育的很多要素有可能構成新發展主義的要素，而新發展主義也有可能成為中國為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的核心內涵。

　　我們知道，中國提供的以互惠性為主的合作性援助，不同于利他性的贈與式的援助，也不同于改變制度供給的干預性援助。雖然這種方式并不一定能夠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但是這種援助會促進他們產生發展的自我責任感，同時也能提供試錯的機會，從而會積極主動地進行發展性學習。這種援助在物化的形態上更具有發展型的特點，對現有方式也具有很強的補充性，甚至替代性，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稀缺性。而中國提供的互惠性的基礎設施、技術轉移和平行的經驗分享也正是這種發展型公共產品物化的代表。基于這些要素提煉出的新發展主義的發展知識，可以形成可供選擇的公共產品。

　　新的援助戰略：由“為我所用”的工具轉變為構建“命運共同體”工具

　　作為一個潛在的新的全球領導者，自利性的“為我所用”的援助戰略不符合中國在世界的定位。不可否認，在全球化不斷加深的今天，援助在客觀上依然無法獨立于國家的利益，中國自身利益也無法與其他國家的利益徹底隔絕開來。從這個方面來講，將中國定位于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者具有很強的正當性。雖然援助并不一定會給中國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籌碼，但中國仍然需要這個角定位，因為只有這樣，援助才有可能真正成為構建“命運共同體”的戰略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