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主流社會價值所營造的“政治正確”高壓抑制了作為主流階層的普通民眾的表達欲望，但也起到意想不到反作用。精英階層高度統一的一邊倒態度，加上高高在上的優越心態，動輒揮舞的政治正確不讓人說話的大棒，使民眾厭倦了主流價值觀“綁架”，產生了逆反心理，覺得不能接受這樣的精英階級統治，轉而選了特朗普。

　　2. 選舉制度將這兩者變成相互對峙的選項，要求民眾進行非此即彼的零和選擇。

　　其實每個國家都面臨著理念追求與現實需求之間的距離甚至是沖突，這是相當普遍且合理的現象，一般這都潛藏在針對具體議題的公共政策制定或司法審判等行政司法環節。但是此次美國總統大選在以“民主”之名選舉美國總統時，也將這兩者分別依附在兩位候選人身上，公開地擺到臺面上迫使選民在捍衛美國主流價值與保障自身生活需求之間進行“二選一”的零和選擇。

　　選舉民主的政治意義一方面是通過人民意志的表達賦予政治權力行使者以合法性，另一方面則是將政治過程公開化，將選擇的權利交給民眾。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治議題都適用簡單的選擇，對良善生活的追求和對充裕生活的追求都是民眾的基本權利，也都是國家治理不可偏廢其一的必須任務，要民眾在兩者之間進行選擇本身就是武斷的，而將此歸咎于“民粹主義”更是不合理的，是這種選舉規則和格局造就了短視的美國民眾。

　　3. 國家的治理是多層次、多議題構成的復雜系統，民主是其中的重要組成但并非唯一要素。

　　即使在美國這樣的老牌民主制國家，選舉民主制度也無法為政治生活提供一個全能的解決方案。此次美國大選中“沉默的大多數”現象所折射出的社會結構問題是復雜的國家治理問題，相對于選舉民主的武斷和表象化，它更需要的是系統的解決方案。

　　從社會結構上看，無論何種體制、哪種發展程度的國家在其國內都存在金字塔狀的層級結構，差別只在于每個層級內的數量和構成。“寡頭統治鐵律”告訴我們社會總是會分化為精英階層和大眾階層，小到工會，大到國家，精英階層在資源占有、決策制定上都占有優勢。否認這種鐵律無濟于事，關鍵在于一方面要防治決策階層的利益私化或集團化，通過各種制度建設使他們形成對“公共責任”、“善治”的共有標準，另一方面塑造政府的自主性，在弱化強勢利益主體影響的同時，基于其公共責任和現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去能動地建構政策議題、平衡社會結構和利益再分配。

　　政府應當更多的傾聽和關注普通大眾的需求和利益，為他們構建較為完備的社會保障和支持體系。這部分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的數量盡管龐大，但是抵御各種經濟、社會風險的能力卻很薄弱，更重要的是他們缺乏足夠的組織資源或行動資源在日常政治過程中表達自身意愿或對公共政策產生影響，于是便在四年一次的定期選舉中即時爆發。相較于選舉的全民狂歡，更應該在日常政治中構建有效的社會保障機制，從就業、醫療到教育，讓屬于社會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下也能過上有尊嚴、有希望的生活。

　　這次選舉也讓我們重新看待被披上“第四權力”，“民意代表”的媒體。新聞傳播媒體的報道很難與社會大眾的真實表達劃等號，在某種程度上它是作為他者在影響和塑造社會大眾的觀念。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信息溝通很重要，它不僅有助于提高政策制定的質量，也有利于強化政府與民眾的信任度，因而在認識到媒體輿論形成的過程和特征之后，政府要通過政策過程、社會媒體以及更加多元的社會組織等渠道設置和開發更多的民意收集機制，加強雙向的交流、互動與反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