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部門債務風險可控

　　盡管從影響債務可持續性的各個因素來看，我國整體債務風險都不大，但仍有人可能會擔心債務危機在局部爆發出來。我國企業部門債務總量占GDP比重在2015年已達到165%（BIS數據），在全球范圍內都算很高水平。此外，其中還有相當數量的企業利潤率偏低，償債能力不強。所以看上去企業部門似乎是我國債務鏈條上的薄弱環節。

　　不過，盡管我國企業部門債務存量規模較大是不爭的事實，但如果把企業部門的資產和債務合在一起看，風險并沒有那么大。根據社科院的估算，2014年我國企業部門資產負債率為60%，雖然明顯高于居民和政府部門的資產負債率，但明顯低于其2000年67%的水平。也就是說，從縱向來看，企業部門的資產負債率比十多年前健康了不少。

　　至于對部分企業償債能力低下的質疑，也需要更為全面地來看待。在企業部門中，工業部門的利潤率雖在近些年有所下降，但絕對水平仍然不低。2015年，我國所有工業企業在支付了利息和稅收后，總資產回報率仍然有6.4%，表明我國工業企業整體償債能力保持健康。

　　各方對企業償債能力的質疑主要集中于那些從事政府主導類投資的政府平臺類企業。如果將1000多家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的財務數據加總，用息稅前利潤計算的總資產回報率甚至低于其融資成本。換言之，這些平臺公司的投資回報率不及支付給債務的利息率，其債務可持續性似乎堪憂。但是，微觀財務數據是對政府融資平臺公司投資回報率的不公允評價。融資平臺主要從事基礎設施投資，其投資項目往往具有很大社會效應和溢出效應。這些基礎設施投資不僅能夠直接創造就業和稅收，還可以帶動其他行業發展。我國目前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地區差異巨大，基礎設施建設空間依然很大。僅僅從微觀層面的現金回報來評價這些具有公益性和外溢性的投資項目的債務可持續性，并不公允。站在社會層面計算這些項目的廣義回報，它們的債務可持續性是可以保持的。

　　化解風險政策正推出

　　在評估我國債務風險時，債務存量及其變化的客觀狀況是考慮的一方面，決策者對債務風險的主觀認識和應對則是另一方面。如果認識到位、應對有力，大風險也未必不能平穩消化。盡管我國目前債務風險整體可控，但各方對債務風險早已高度警惕，相關的應對政策也在有條不紊地推出。“去杠桿”在供給側改革的五大任務中位列其一。充分體現了決策者化解債務風險的決心。

　　在應對債務風險時，一個誤區需要加以澄清。要認識到降杠桿與穩增長并不矛盾，穩增長會給降杠桿營造更加適宜的條件。國際經驗顯示，緊縮政策難以有效降低杠桿率，甚至會產生相反作用。IMF在2012年的《國際經濟展望》報告中專辟了一章討論去杠桿問題。其研究結果顯示，要成功降低全社會債務問題，需要利用扶持增長的政策組合來構建平穩的經濟增長環境。相反，緊縮政策對降杠桿可能起到相反作用。比如，英國在20世紀20年代為了降低其財政債務，曾努力推行了財政緊縮政策，實現了財政的盈余。但是，緊縮政策卻讓經濟增長大幅滑坡，反而讓債務占GDP比重不降反升。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莊嚴承諾“‘十三五’時期經濟年均增長保持在6.5%以上”。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將從過去幾年的增速持續放緩進入“L型底部”，在未來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這將遏制經濟績效惡化的趨勢，有利于穩定債務壓力。

　　針對企業債務這個關鍵風險點，我國已經啟動了由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的“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將有利于把相關政策的協調整合，有效降低企業債務風險。

　　始于去年的地方債置換政策有利于在降低債務方利息支出的同時，明晰政府債務和企業債務的界限，從而為打破債券市場中的“剛性兌付”預期、強化市場紀律約束創造條件。對于那些因負債壓力過大經營困難但仍有較好發展前景的企業，市場化債轉股政策正在逐步試點推開，以降低其債務負擔，并促進其改組改制。而對那些經營前景黯淡，僅靠借債維持的企業，也正在有序推動其重組或破產，以堅決清除僵尸企業。在未來，相信還有更多有針對性的化解債務風險的政策出臺。這些政策所形成的合力將會進一步化解我國債務風險，提升中國經濟的穩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