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外交學系教授　蘇長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外交工作領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演講中，提出“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世界是一個互聯互通的整體，各國實際上處于一個共生的體系中；世界同時也是一個充滿各種矛盾的整體，排他性陣營政治、強權干涉政治、勢力范圍政治、文明沖突政治、不平等政治等，這些因素都是國際政治走向更好秩序的阻礙力量。國際關系要真正地實現和平共處，需要不斷地解決這些矛盾。

　　國際關系每到一個轉折關口的時候，總是各種思潮泛起和競爭的時期。“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提出的時代意義在于，為處于困惑和選擇中的國際秩序發展道路提供一個指向，同時警惕和防止國際政治在錯誤思潮引導下偏離發展的正道。從當今世界各種政治思潮的競爭和比較來看，極端主義、排外主義、強權主義思潮等具有一定的市場，如果遷就、縱容這些思潮，而不予以必要的反對和抵制，人類就很可能面臨危機。因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有很強的道義性。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也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思想的重要內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其思想文化淵源和本源？

　　客觀地說，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區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運與共、共同體、世界主義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論、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蘭世界“天下一家”、中國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觀念。總的來說，早期這些共同體觀念解決的只是內部秩序問題，還沒有很好地解決不同文明之間如何共生共處的問題。其中，歷史上不少共同體思想還受到二元對立世界觀的局限，它們所強調構建的共同體是以一個假想和現實的敵人為目標的，這種思想很容易導致世界陷入對抗之中。事實上，直到今天，這種思想還在影響著個別大國的外交政策，值得我們去辨別和防范。

　　我們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其政治文化資源來自傳統和現代兩部分。所謂傳統，中國古代有豐富的中外秩序資源，在當時地理所及的范圍內，形成一套處理中外關系的思想和實踐做法，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創造性轉化。所謂現代，“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還需要從馬克思主義中尋找本源。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共同體和人類解放的思想中，包含著國際主義以及很多“人類命運與共”的資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關于世界不平等、剝削以及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根源、改造的論述等等，都是我們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時，這些思想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學理上區別于既往及現在流行的一些共同體理論如各種帶有宗教色彩的聯盟、大西洋共同體、“民主”價值觀聯盟等的重要依據。

　　以往絕大多數國際秩序思想和實踐，要么服務于強者，要么用來結成一個國家聯盟以反對另一個國家聯盟，要么是一種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中蘊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它們的區別在于，其并不是從排他性國家聯盟的角度來狹隘地理解共同體，而是從世界范圍不平等經濟秩序的變革、大多數人實現自身解放從而結成聯合的高度來理解共同體。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今天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關于人類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資源。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開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從中找到適合自己理解的位置。這個概念將隨著全球人、財、物、智互聯互通的發展，擁有越來越大的世界基礎，具有較廣泛的心理認同和感召力量。

　　我們說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不意味著當今世界就是一團和氣了。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一定是在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中逐步實現的。當前，國際關系中的矛盾、阻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因素仍然廣泛存在。維護和平的綜合力量與進行戰爭的力量之間的對比、大多數國家及其人民要求發展的愿望與國際經濟秩序不平等現實之間的矛盾、全球經濟治理的改革力量與抵制力量之間的斗爭、世界互聯互通的發展勢頭與經濟全球化勢能削弱之間的對比消長、共同綜合安全觀念的發展與冷戰零和安全思維的遺存之間的沖突、文明對話的浪潮與文明沖突的硝煙之間的交錯，等等，這些對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需要克服和解決的問題和難題。

　　“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反映了一個開放進取的中國，將自身命運和前途同世界命運和前途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種自我定位。中國倡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在呼吁世界團結起來，共同克服當前面臨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