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1月28日，由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室、光明網理論部聯合主辦的“紛繁復雜世界環境下的中國機遇與中國擔當——銳評2016：中國外交與世界局勢盤點與展望”研討會在中國社科院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任琳參加會議并發言，以下為發言內容摘編：

　　紛繁復雜世界背后存在何種機理？作為新生代的國際問題研究學者，一時間著實不敢輕下斷言。然仍少年意氣所驅，存此意念，唯向古人借智慧，向同仁借言論，試圖理解其間各種紛繁復雜之事。

　　三句古人言

　　第一句古人言：所謂世界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縱觀2016年，我們看到，在這世界大勢當中，充滿各種離心力和各種向心力。分分合合，相互作用，共同存在。

　　首先，在區域層面上，英國脫歐讓我們感受到離心力在歐洲的萌生和蔓延。明年，將有11個歐洲國家會進行總統選舉、議會選舉、各類公投。未來的歐洲充滿變數。不少戰略學家預測，未來的歐洲將繼續分家，直到“四分五裂”。但在這些“分”的元素背后，不是沒有“合”的成分。也有學者一直認為，區域一體化本來就是雙刃劍，它既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又是全球化的反作用力。因此，離心力愈發萌生、不斷 “分家”的歐洲，甚至可能某一天走向破產的歐洲一體化設想，是否又將預示著一個全新版本的全球化圖景呢？

　　其次，在諸多議題領域當中，都是有分的元素，有合的元素。例如，在貨幣領域，我們看到多元貨幣籃子里有了人民幣這一新成員。貨幣籃子的多元化正是為了改變原有美元獨霸帶來各類“負面溢出效應”的現象，正是為了進一步調試不公正、不合理和無序的國際貨幣秩序。再者，貿易領域的治理規則更是分分合合，有TPP、TTIP、RCEP、FTAAP等等。各種范圍和層面的規則亂象背后，我們看到了一種理想版本的合力，即，在未來世界，理想的貿易規則版圖應該是具有漸進性、包容性和高標準的。TPP顛倒了這一順序，沒有關注包容性，而是一味排他，注定了它的道路不會坦蕩，不會受到國際上多數國家的支持。任何規則的誕生，都需要經歷時間和實踐的磨礪，國際貿易治理規則也是如此。它需要更多地傾聽，漸漸成長，從各國實際出發。

　　最后，在全球層面，也是有分，又有合。面對各種“碎片化”，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站在全局的角度，試圖在全球范圍之內，激活經濟增長活力，擺脫經濟疲軟的階段性瓶頸。這是一個中國發起的全球性努力，它需要沿線，乃至全球各國的共同努力。

　　第二句古人言要說的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不變的是變化”的樸素道理。

　　借用《赤壁賦》之語，“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變化是這個世界的常態，沒有變化也就沒有進步。人生也罷，世界大勢也好，一概無法逃脫變化之理。然而，變中有不變，不變之中也有變。

　　首先，不要過度解讀“變”，警惕保護主義、民粹主義背后的西方大選政治。變相背后，往往蘊含著不變。不少評論認為，美國精英政治的年代已過，而迎來了民粹主義為特征的草根政治，中產階級將成為最大損失者。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草根是誰？中產階級是誰？精英又是誰？美國精英政治的本質并沒有改變。特朗普作為精英集團的代表，以草根口號獲勝，這背后的政治邏輯，想必無需贅述。

　　再者，回顧大國興衰的歷史經驗，以不變應萬變。我們回望大國的興衰，往往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一個帝國的衰落經歷了很長的歷史時期；而一個新的大國的興起，也非一蹴而就。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世界GDP的重要貢獻者不會發生劇變，重要的全球治理的規則體系框架也不會轉瞬易主。因此，不變亦變，變亦不變。在認清不變的基礎之上，做好迎接變化的準備。前者是基礎，是保障。

　　第三句古人言“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這句話要講的是面對種種紛繁復雜，要建立危機預警機制，應對各種不確定性。

　　首先，我們為什么需要預警機制？一個直觀回應就是，我們將面臨一個更加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不確定性的重要來源則是越來越多具有非傳統性的安全隱患與挑戰，例如人口問題、宗教、網絡安全等。這些問題有的是新近萌生的，有的是既有的，但在新時代增加了諸多新特性。我們傳統的手段、思維和理論基礎并不足以應對這些非傳統性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建立危機預警機制予以應對。

　　其次，如果發生了美國戰略收縮，誰來提供公共產品，維護世界穩定？中東局勢走向何方，反恐局勢又將如何？未來充滿未知數。我們是否已經做好準備，應對各種可能性，回應越來越多的世界期待，我們是否已有預案？全球問題不是一家之事，也不是一家之力所能及。因此，我們想要全力參與全球治理，在部分議題領域內起到牽頭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做好戰略預算，學會向全球借力，盤活全球公共產品的大盤子，一起解決問題，把事情辦好。

　　最后，真的要成為治理全球問題的中流砥柱，我們是否已經有了足夠的預警，是否籌備好了足夠的智力支撐？相比我們的聯合國會費，中國籍的聯合國雇員比例非常低，更別提管理層比例。在全球技術性官僚方面的缺失容易引發 “木桶效應”，影響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設置全球議題的能力。

　　一個中國定位

　　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中國該如何找準外交戰略的定位呢？記得王緝思先生曾經從四個方面的重要屬性總結過中國的定位。一是國家政體屬性為社會主義大國；二是與現存國際秩序的關系為該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受益者、參與者和改革者；三是中國的實力地位是最強大的發展中國家；而最后一點，也是我想展開討論的，中國的地緣屬性是非東、非西、非南、非北，但又可以說是亦東、亦西、亦南、亦北。

　　一方面，這種地緣屬性的定位，夯實了我們作為橋梁國家的地位。在G20等全球治理平臺上，我們既能夠與發達國家對話，又可以代表發展中國家發聲。這預示著我們能夠在南南對話與南北對話當中，提出具有包容性的方案。另一方面，亦東、亦西、亦南、亦北也意味著非常重的國際責任。我們心懷責任感的同時，也對“戰略過載”心懷擔憂。實力和影響力是一對重要關系；而實力和戰略投入，或曰戰略擴張之間也存在重要的平衡關系。如何將戰略投入限定在合適的水平之上，既能彰顯我們的國際責任感，又符合我們的實際承載能力，是我們在貫徹“走出去戰略”過程中必須思考的重大議題。圍繞這一議題，曾經與學界同仁多次討論。走出去要基于實力的物質基礎，同時也要重視手段的靈活性。這就是要盤活全球公共產品的大盤子，學會向世界融資，向世界借力、借智慧。再者，要保持戰略彈性，很多大國都走過戰略外向的階段，比如說對外直接投資（FDI），先是少量外流，后是大量外流。而資金、技術和項目等投出去之后，多是開始反思，什么時候這種投入可以有效增強影響力和競爭力，再是這些投入什么時候可以適當保持彈性，進而“反哺”國內發展與民生。有收、有放、收放自如，才是外交戰略的高境界。

　　（本文根據作者在銳評2016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任琳）